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显著提高。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8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相比2017年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已连续10年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城乡收入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然而，农村教育仍然面临严重的资源紧缺问题，教学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使得学龄儿童的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并且，相比家境较好的儿童，农村贫困儿童获取知识的途径更为有限，不同家庭条件下儿童呈现明显的知识沟。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就提出通过媒介改变贫困儿童的受教育条件，电视节目《芝麻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Tichenor等人(1970)的研究发现，尽管所有观看《芝麻街》节目的儿童都有知识的增长，但产生更好效果的仍然是家境富裕、父母社会地位较高的儿童。不过，后续更多研究表明，电视相对于报纸更为普及，内容更容易获得，是消除知识沟的有效途径(如Cacciatore et al.，2014)。 近年来中国信息传播事业取得飞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共出版报刊12014种，总印数达387.4亿份；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07%。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中国已有8.29亿人通过电脑、手机等设备接入互联网，互联网普及率达59.6%；其中通过手机上网人数达8.17亿。媒介，特别是新媒介(如电脑、手机)，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包括知识获取；媒介使用应该成为改善中国农村教育条件的重要方法。问题在于：哪种媒介能够有效地增加农村儿童的知识水平？媒介在消除农村儿童知识沟方面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知识沟理论以欧美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场域，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以下简称SES)差异导致的知识沟。以中国为场域的知识沟研究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可能是影响中国儿童知识沟的重要因素。据CNNIC数据，截至2016年12月，东部的浙江互联网普及率为65.6%，远高于中部的江西(44.6%)和西部的贵州(43.2%)；截至2018年12月，城市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4.6%，农村地区的普及率仅为38.4%。由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导致的电脑互联网和手机互联网普及率的差异，有可能导致知识获取速度与便捷性的差距，进而扩大知识沟。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等复杂情况下，媒介是否仍然具备消除知识沟的能力，成为本研究考察的问题。本研究以浙江、江西和贵州三地的农村儿童为研究对象，考察报纸、电视、电脑和手机四种媒介能否显著缩小知识沟，并探索可能缩小知识沟的其它因素，如人际交谈。 二、知识沟理论与研究假设 知识沟这一概念的意涵为：“当涌入社会系统中的大众媒介信息增长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接收信息的速度会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快，因此，两个群体之间的知识差距有增无减”(Tichenor et al.，1970)。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知识沟进行验证：第一，随着时间发展，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能够更快地获得媒介大量报道的话题知识；第二，在特定时间里，媒介使用程度高的个体之间的知识水平差距，大于媒介使用程度低的个体之间的知识水平差距。 已有知识沟研究一般包括三类主要变量：媒介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个人知识水平(Gaziano，1983)。本研究以中国农村儿童为研究对象，核心自变量为儿童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核心因变量为儿童的生活常识。家庭SES是一种综合指标，一般包括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职业地位等。生活常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刘丹、朱宇萍，2014)，与书本知识相对。知识沟研究一般不直接关注书本知识，它更关注公共事务、科技新闻等媒介内容。个人的生活常识可能来自个人经验的总结、与他人的交谈以及对媒介的接触，即生活常识是媒介内容、人际交谈和个人经验的结合。 新媒介环境下的中国，由于技术发展和地区差异，传统媒体时代的研究结论可能需要调整；美国的研究结果未必适用于中国。本研究有必要重新审视知识沟假说，综合考察知识沟的多种影响因素：媒介使用、人际交谈和地区差异等。媒介使用是传统知识沟研究中的基本变量，本文的媒介使用包括传统媒介(报纸、电视)使用和新媒介(电脑和手机)使用两部分。人际交谈(interpersonal discussion)是早期涉及较少，近期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一种知识沟影响因素(Ho，2012)。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地区差异应成为中国知识沟研究的重要变量，本文考察的是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差异。下文的分析中，本研究将首先考察中国农村儿童之间是否存在知识沟，然后依次考察媒介使用、人际交谈和地区差异是否对知识沟有显著影响。 在有关知识沟的研究中，对于SES与知识沟的关联性研究主要存在三种取向。第一种侧重于对教育水平的考察。Griffin(1990)以能源议题为研究对象，指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越容易关注媒介内容，同时其获取知识的速度也越快。Kim等人(2011)对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教育水平的差异会导致有关慢性病的知识差距。第二种侧重于对经济状况的考察。Celano和Neuman(2008)以不同经济状况家庭中的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在使用同样多的信息资源时，低经济水平家庭的儿童会倾向于选择阅读水平要求低的材料，从而导致知识沟的出现。Ramani和Siegler(2011)比较了来自不同经济状况家庭的学前儿童在线数字游戏中的表现，发现中等收入家庭的儿童比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获取的初始知识更多。第三种则综合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考察。关于海湾战争知识沟的研究中，Pan等人(1994)曾结合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探讨了二者对媒体信息获取的影响，发现高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的群体获取的知识更多。综上，已有多数研究均证实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将导致知识水平差异，形成知识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