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0)04-0027-07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民生活和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严重损失。这次疫情除了暴露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存在的漏洞之外，从哲学上看，问题则主要在于缺乏正确的生态道德观的指导，无法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类与人类之外的动物的关系问题。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从支配自然走向敬畏自然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原始文明的依附自然、敬畏自然到工业文明的支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发展历程。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前，由于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人们朴素地认为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秉承的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内在统一的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同时，人们又认为自然具有某种精神属性或灵魂。秉承万物有灵论的有机论的自然观，使得人们对自然的神灵和自然的偶然性充满恐惧和敬畏。为了避免因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受到自然神灵的惩罚，人类便向自然神灵奉献牛、羊等祭品，希望以此与自然的神灵和解，并获得确定性和精神的慰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文艺复兴运动从反对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出发，高扬人的理性、人的才能、人的自由、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把人从封建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追求尘世的自由和幸福。而启蒙运动则进一步通过宣扬启蒙理性，力图使人摆脱对自然和神的恐惧，并自觉地运用理性树立人的自立。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明确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如果这种受监护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则它就是咎由自取的。因此，[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1]这就是说，启蒙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摆脱对他人的依赖和恐惧，运用自己的理性独立自主地思考。基于以上对启蒙的本质和目的的认识，以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分别从经验理性和先验理性出发，建构了认识自然规律和为科学发展提供方法论的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虽然他们在认识的来源、认识的方法、认识的对象和认识真理性标准等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但在哲学世界观上具有完全的一致性。一方面，他们之所以肯定人类能够认识和支配自然，是因为只有人类具有理性和知识。另一方面，自然被他们归结为一个遵循机械运动的被动客体，在他们看来，人类只要运用理性认识和把握了自然的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科学技术，就能使自然服务于人类的需要和福利。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由此被启蒙理性归结为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控制和被控制、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然而，问题在于： 第一，启蒙理性所说的科学知识并不是对世界终极原因和本质的认识，他们眼中判断科学知识的标准在于是否“有用”。这种把“有用性”作为判断科学知识的标准的做法实际上是把“理性”降低为工具理性，由此他们眼中的科学就是排除价值和意义的实证科学，范式不符合算计和实用规则的东西以及任何不能还原为数字和形式逻辑的东西都被排除在知识之外。在他们看来，科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自然规律，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 第二，启蒙理性使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前，人类早已认识到技术在改造和利用自然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人们对于技术运用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充满恐惧。同时，自然被认为是神的创造物，具有某种“精神属性”和神圣性，于是为了摆脱这种恐惧，并借助自然来领会神的意图，人们便通过举行宗教仪式来安慰自然的精神属性，从而使得人们既迷恋自然的奥秘，又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们不再迷恋自然的奥秘，而是迷恋自然的有用性，开始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待自然。为了使人们消除科学研究会冲淡人们对宗教的信仰的担忧，培根进一步区分了“宗教”和“科学”的不同功能，从而把宗教和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看来，虽然人因被逐出伊甸园而失去了道德的清白和对创造物的统治，但宗教和信仰可以部分地恢复人的道德清白，科学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对创造物的统治，因此通过科学进步来控制自然并不损害上帝的计划。培根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对待自然的新态度，即只要技艺战胜了自然，巨大的报偿就会随之而来，人类的技艺和知识是人们用以强迫自然服从其命令的武器。培根这里所讲的“人类的技艺和知识”实际上就是他以“有用性”作为标准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凡是不能带来有用性的关于事物的意义、本质等形而上学的探索都被排除在知识之外，这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四假相说”上。他提出“四假相说”的本意就是要破除科学探索道路上的种种错误观念和偏见，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和积极作用。但是他在批评由各种哲学教条体系和错误的证明方法形成的“剧场假相”时，把那些不能带来实际用处的哲学体系都予以否定，这就意味着他所讲的“理性”是一种脱离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他所说的科学是与价值脱节的科学。本质上，这是把科学理解为一种技术，并把他所说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看作是人类控制自然、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从而最终走向了启蒙运动的反面，在摆脱对自然的恐惧和宗教的控制的同时又重新受制于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