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返日期：2019-11-07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20)03-0078-12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8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显示，2017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达到138万件，超过美国和日本的60.7万件和31.8万件，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知识产权的“账面数据”斐然。与此同时，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为遏制中国的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美国政府针对我国的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生物制药等高技术领域加征关税。中兴、华为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科技企业代表也在芯片和5G业务推广等方面受到抵制，令国人认识到攻破关键核心技术刻不容缓。核心技术需要依托于专利，这就对专利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专利是创新产出的具象表现，既有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多角度对如何提升微观经济主体创新活力展开了丰富探索。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逐渐演化为企业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Dyck等，2008)，[1]其“镁光灯”效应在企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关于媒体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现有研究证明了媒体治理下企业创新产出的“繁荣发展”，表现为媒体关注对企业专利数量的提升作用(杨道广等，2017；许瑜等，2017)。[2-3]然而，专利质量和数量在本质上并非等同。一般来讲，高质量的专利能够为企业带来垄断收益(刘督等，2016)，[4]体现了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质发展”，但同时其也伴随着投入巨大、研发过程复杂以及不确定程度攀升等特征。专利数量是专利质量的基础，然而数量的提升并不能在实质上改变企业的竞争地位和盈利能力，往往体现了企业创新产出的“假性繁荣”。如果一味追求专利数量的提升，容易造成企业研发投入不能聚焦、研发团队精力分散等问题(蔡绍洪和俞立平，2017)。[5]对于企业来说，以专利质量和专利数量作为目标的研发创新是不同的战略选择。由此引发的问题，“镁光灯”下企业专利是“质量并行”的实质发展，还是“质弱量强”的假性繁荣呢？这是本文期待回答的问题。 为了探究上述问题，本文以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媒体关注与企业专利质量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此外，因为不同类型的媒体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影响也存有差异，所以本文参考逯东等(2015)的研究，[6]将媒体关注划分为政策导向型与市场导向型，并分别考察了其对专利质量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关注抑制了企业的专利质量，且相对于市场型媒体，政策型媒体对专利质量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媒体关注通过管理层迎合进而降低企业的专利质量，即媒体会引发专利的迎合“包装”行为。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第一，扩充了企业专利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专利数量影响因素方面，较少关注专利质量是否会受到同样的影响。本文从专利质量的角度分析媒体关注的作用，拓展了专利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第二，丰富了媒体功能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证明了媒体通过信息挖掘提升了企业专利的数量，本研究发现镁光灯下的专利质量并没有得到提升，这对于媒体信息捕捉的再定位以及监督功能的进一步优化具有重要启示作用。第三，拓展了媒体关注影响企业专利质量的路径研究。媒体关注是企业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企业的内部经营。本文研究验证了管理层迎合行为是媒体关注影响企业专利质量的重要路径，拓展了现有文献对媒体关注治理路径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 从现有研究来看，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的治理表现出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两种结果。媒体关注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为监督与治理功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于企业管理层来说，媒体关注增加了其不作为、违法违纪的声誉成本，降低了管理层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促使其做出符合企业长期价值的经营决策，如积极进行慈善捐赠、注重污染的预防与治理、增加环保投资、减少真实的盈余管理水平等(王云等，2017；张婷婷等，2018)。[7-8]其次，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媒体关注能够帮助其关注企业动态，及时发现并纠正企业违法违规行为(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9]推动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逯东等，2015；赵合云，2018)，[6，10]从而监督和引导企业行为。最后，对于投资者来说，媒体关注能够利用其专业的能力和渠道帮助投资者获取决策有用的信息(梁上坤，2017)，[11]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从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然而，也有研究证明媒体关注会产生消极效应，表现为媒体关注增加了管理层的潜在压力，促使其通过自我“包装”进行迎合，如张婷婷等(2018)发现，媒体关注下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应计盈余管理手段在短期内树立良好的形象，[8]黄溶冰等(2019)从印象管理出发，指出企业会通过“漂绿”行为给受众留下良好印象。[12]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媒体关注下的管理层压力进行分析：第一，媒体关注放大了管理层的短期业绩压力。主要表现为：首先，在管理层保全个人业绩声誉方面。管理层业绩表现能够更直观地被媒体观察与报道，并对其职业生涯产生影响。为避免出现不作为或业绩表现不佳等影响个人履历的负面报道(应千伟等，2017)，[13]管理层会“操控”短期业绩以通过媒体向经理人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其次，在管理层薪酬辩护方面。在公平、平等的文化背景下，不合理的高管薪酬极易成为媒体热点引发外界关注(翟淑萍等，2018)，[14]为避免业绩薪酬背离造成社会舆论，管理层更注重短期的业绩表现。最后，在管理层维护股价稳定性方面。媒体报道会影响投资者的股票买卖行为，加剧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谭松涛等(2014)发现，我国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的交易行为都会受到媒体影响。[15]为防止负面业绩信息造成股价大幅跌落，管理层会选择牺牲企业长期价值以追求良好的短期业绩表现(杨道广等，2017)。[第二，媒体关注增加了管理层面临的组织合法性压力。组织合法性是企业被社会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所接受的程度(王玲玲等，2017)，[16]反映了企业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获取资源的能力。媒体具有情绪功能，释放的企业信息能够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合法性的评价(Zaheer等，2010)。[17]为了避免负面信息引导舆论，并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管理层有动机迎合媒体关注以获得较为正面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