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9年8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强调要完善空间治理体系，随着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如火如荼的开展，空间治理已经成为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4]。2020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文件，强调城乡间发展要素科学配置是保障城乡有序发展的关键。乡村发展要素与乡村空间开发密切相关，破解要素配置困境成为乡村空间治理的核心内容。完善城乡要素有序配置机制是推进乡村空间治理的重要目标，使得乡村空间治理成为构建现代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也是推动乡村空间高效利用，助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6-8]。 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空间利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隔离”对乡村空间发展的束缚，使得城乡空间开发机会严重不均等，由此产生中国城乡分割之局面[4,9]，同时这也是“城进村衰”和“乡村病”现象的根源所在[10-11]。新时期乡村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突出表现为：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明显和乡村日渐衰落[9,11-12]。针对乡村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学者[13-14]尝试从乡村社会治理等视角破解乡村发展的困境，但对乡村空间治理关注较少。乡村是城乡地域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11]，乡村空间的有序开发利用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当前，地理学者和城乡规划学者尝试从乡村治理的空间机制和文化传承[16-17]，乡村空间规划与乡村空间重构[5,18]等视角扩展乡村空间治理的研究范畴，但尚缺乏对乡村空间治理理论内涵和分析框架的系统建构。 城乡融合的本质是在城乡发展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与共享基础上实现城乡协调和一体化发展[11,19]，并成为主导城乡关系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20-21]，为破解乡村转型发展出现的“乡村病”[11]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当前，不同领域的学者尝试从各自学科优势出发，探讨城乡融合的实施路径和未来方向，关于城乡融合的理论建构仍处于深化和分化阶段[22]。地理学者尤其是乡村地理学者着重关注乡村空间开发与利用给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影响[4,6]。乡村空间是乡村发展的根基，乡村空间利用不合理是限制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障碍。刘彦随等在开展空心村整治研究中提出了空间重构、组织重建和产业重塑为特征的空心村“三整合”模式[4]。龙花楼探讨了乡村三生空间(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解析了农用地、空心村与工矿用地整治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和实践路径[5]，并进一步阐述了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6]。当前，乡村生产空间(如耕地和工矿用地)、生活空间(农村居民点用地为主)和生态空间的整治需要综合考虑乡村发展目标[7]。乡村多维空间整治为优化乡村空间结构和功能提供有力工具。因此，在乡村空间综合治理基础上优化乡村地域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新时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23]。 乡村空间治理既体现了乡村物质空间整治的现实需求，并尝试治理物质空间承载的社会关系[24]，进而优化乡村空间的组织和权属关系，形成合力持续推动乡村转型发展。因此，乡村空间治理由优化土地利用结构转化为协调乡村空间社会关系，凝聚乡村发展动力，重构乡村发展基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体系[6,25]。由此可见，乡村空间治理领域也应由重视乡村物质空间治理，扩展到包含乡村空间权属关系、空间组织模式和空间关系优化等非实体空间治理领域，为深化乡村治理体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创造条件。当前，针对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转型发展互馈关系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仍需进一步明晰。基此，本文尝试构建“物质—权属—组织”三维一体的乡村空间综合治理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析“人口—土地—产业”转型背景下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互动作用的分析框架，以期探讨新时期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城乡融合发展可行路径。 2 转型期乡村空间利用问题 2.1 乡村发展空间受限 乡村空间利用的无序化、低效化和空废化带来乡村空间失序，导致乡村发展空间受限，而乡村三生空间受限成为阻碍乡村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乡村生产空间边际化呈现出弃耕撂荒、粗放经营、无序占用[26-27]等现象，在数量与质量上进一步挤压原本有限的农业生产空间，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不利于农业规模经营，阻碍了农业生产的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28]。以宅基地利用为核心的乡村生活空间闲置与废弃，其在缺乏有效管控的情况下催生了“建新不拆旧”和“一户多宅”[4,11]等现象，严重限制了乡村生活空间优化重组进程。伴随乡村人口的“城乡双漂”与“人走房空”，乡村生活空间“空心化”成为常态[4]，乡村生活空间无序低效利用严重抑制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 乡村三生空间的有机组合是完善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重要前提。乡村生态空间污损化是转型期乡村空间受限的重要表现之一。乡村地区化肥农药过量施用带来的乡村面源污染问题，严重威胁了乡村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环保监管空缺、禽畜养殖业污染和工业污染下乡等问题给乡村生态空间保护带来严峻的挑战[29]。因此，乡村未利用空间稀缺、已利用空间粗放、三生空间组织无序、乡村空间价值失序等乡村发展空间受限问题成为推动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障碍。 2.2 乡村空间权属关系不明 乡村空间权属关系是乡村空间价值属性的集中表现，空间权属关系及其利益分配机制是决定乡村空间价值流向的关键环节。乡村空间权属关系存在近期关系与远期关系不明，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关系不明，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不明等问题，进而导致乡村空间权利与利益分配争端，“公有”和“私有”权属纠纷，乡村空间重构的近远期目标不协调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5,30]。针对农村宅基地和耕地为代表的乡村空间分别采取三权分置方案，虽然暂时化解了近期物质空间难以有效组织的难题，但是也蕴含了近期权属关系与远期权属关系难以有效衔接，物质空间权属与经济权属难以协调等问题[31]。当前，乡村空间权属关系不明成为限制乡村地区资源开发、权力分配和利益分成的重要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