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与时空分异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久文(1956- ),男,北京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区域经济,E-mail:sunjw@ruc.edu.cn,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易淑昶,通讯作者(1991- ),男,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城市发展,E-mail:yishuchang@ruc.edu.cn,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经济地理

内容提要:

大运河文化带纵贯中国南北,跨6省2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从城市综合承载力角度研究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通过构建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2010-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演变情况。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所含8省(市)、大运河文化带所含87个城市三个空间尺度的综合承载力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在2010-2017年呈“N”型变化,空间上呈现出沿海高内陆低、南高北低的格局,并且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经济强市明显高于周围普通地级市。通过空间分析得到Moran's I值发现,大运河文化带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高—高”“低—低”为主呈聚类分布。最后,文章认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要从补齐综合承载力短板、加强城市间的协同作用、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等方面入手,提升发展潜力和发展质量。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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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9.9;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20)07-0012-10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构成,绵延3200 km,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世界运河中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大运河文化带指的就是大运河所流经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省(市),它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蕴涵着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这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运河文化带是依托京杭大运河的运河文化提出的新的带状经济区,北接京津冀,南连长江经济带,包含我国东中部地区87市,它的提出给中国区域空间格局增添了新的元素。“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到“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大运河文化带既是中国一条沿海经济轴带,也是一条具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带。

       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要更加关注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只有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协同发展的情况下,大运河承载的深厚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才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创新。本文从这一观点出发,研究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有利于了解该区域承载力状况,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可持续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大运河文化带概况与评价方法

       1.1 区域概况与研究综述

       大运河文化带位于中国的中东部地区,包含东部6省(市)和中部2省,涉及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不含上海的其他省市。以不到全国1/10的土地面积容纳近全同36%的人口,2018年经济总量(GDP)高达近39万亿元,占全国的43.15%。拥有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和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群,资源禀赋好,区位条件优越,是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面向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大运河文化带是新时期重点打造的带状经济区,同时承载着经济发展与生态文化保护。在其包含的8省(市)中,占中国东部城市的比重超过60%,占中部城市的比重超过40%。并且这8省87市覆盖我国两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即京津冀协同发展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其2017年的GDP占全国比重高达40%,大运河文化带的健康稳定发展是“十四五”以及未来很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图1 2008-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区域经济差距变化

       Fig.1 Changes of regional economic gap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from 2008 to 2017

       图1是用人均GDP计算的大运河文化带的整体区域差异情况,其中包括变异系数和用人口作为权重计算的加权变异系数。从变异系数来看,近10年大运河文化带内部区域经济差异是一个缩小的趋势。然而,当以人口加权时,曲线呈“U”型,即其内部城市的经济差异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种情况并不利于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在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中,中国仍然处于核心地位,如何克服困难和抓住机遇是学界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评价与研究能够为产业大转移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大运河文化带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合理评价其内部城市综合承载力以及时空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承载力概念是起源于生态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常用于研究某地区的发展限制程度,也就是承载能力。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被认为是承载力研究的起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人口的增长并未带来比较严重的城市发展问题,承载力的研究便很少得到关注。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急速增长,资源环境矛盾开始显现,承载力问题研究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在城市承载力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21世纪初建设部提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概念之后,我国承载力问题的研究大幅增加。大多数学者就城市某一方面的承载力进行研究,有交通环境承载力问题[2],不同地区的水资源承载力问题[3-7],还有从生态角度对地区承载力进行研究[8-11],以及从土地视角研究承载力[12-16]。关于综合承载力的研究,国内学者也有比较多的涉及,主要是城市或者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如刘惠敏研究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动态变化规律[17],孔凡文提出了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测算思路[18],程广斌通过构建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比较分析了西北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19],姜豪等研究了成都的城市综合承载力[20],刘晶等分析了长江生态经济区的城市群综合承载力[21],王振坡等评价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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