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九相图”管窥东亚佛教图像的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J18；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9-4016(2020)01-0054-06

      两汉之交，佛教传入中国；公元六世纪上半叶，佛教又从中国经百济传入日本，并成为对东亚地区影响最为深远的外来文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被称为“像教”，可见其在艺术上也对东亚各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艺术的传播，是一个不断与本土文化和艺术观念融合的过程，中、日、韩三国产生了既相通又各具特色的佛教艺术形式。总体而言，日韩的佛教艺术普遍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影响，但在一些特殊的题材上，日本、韩国的宗教艺术也会采用特殊的呈现方式。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与不净观相关的艺术题材在不同地域所呈现出的显著差异。从阿富汗向东的各地，都出现过与不净观，特别是其中的“白骨观”及“九相”(“九想”)观念相关的绘画作品，与中国西部地区多表现白骨及禅观场景不同，日本产生了大量具体呈现人尸体变化直至白骨的“九相图”，从而反映了两国在佛教艺术本土化过程中受到的本土文化上的规范与影响。

      一、不净观在中国的传入、影响及在绘画上的早期表现

      佛教产生后，形成了一系列僧侣修行的方式，包括行乞、诵经、禅定和冥想等。“自印度佛教初期，僧侣就被要求将其心神集中于观想死亡、身体衰朽等场景以断绝心中的爱欲贪淫。”前大乘佛教传统尤其重视这样的观想方式，并出现了一系列禅观经典。如在被收入历代大藏经的南传上部座早期经典《解脱道论》(南朝梁僧伽婆罗译)中，便载有十不净想、不净想等禅修的方式，详细解说了膖胀想、青淤想、溃烂想、斩斫离散想、食啖想、弃掷想、杀戮弃掷想、血涂染想、虫臭想、骨想等十种不净。佛教传入中国后，一些来自犍陀罗及中亚地区的修行者来到中国，同时安世高、鸠摩罗什、竺法护等也将大量禅观经典翻译成了汉文，包括《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思维略要法》等。这些经典也多将观想死尸的“不净观”作为观法的中心。慧远所译的《大乘义章》中云：“不净观中略有二中，一厌他身观不净，二厌自身观自不净，观他身中有其九相。”而鸠摩罗什所译的《大智度论》在对“不净”进行解释时，提出了死尸的“九相”，即“胀相”、“坏相”、“血涂相”、“脓烂相”、“青相”、“噉相”、“散相”、“骨相”、“烧相”。诸种与禅修相关的经典中，“九相”的内容彼此间存在差异。此外，还有一些经典如《大般涅槃经》中主张“白骨观”，也是一种不净观想。

      

      图1 阿富汗塔帕·修托尔地下库壁画(局部)中僧侣面对骷髅观想

      

      图2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212窟中僧侣面对骷髅观想

      

      图3 吐峪沟石窟第42窟(局部)僧侣面对已经肿胀的尸体进行观想

      基于不净观想的修行方式和相关的佛教经典，中亚至中国西部都出现了相关的图像表现。阿富汗的塔帕·修托尔(Tape Shotor)地下窟壁画中便有禅僧在树下观想白骨的内容(图1)。克孜尔石窟有多个禅定窟均与不净、白骨观想有关，如第116窟内右侧上部半圆形区域内，左方绘有一位禅僧观想被鸟兽啮咬的尸体，相对的一侧为一具内脏流出体外的尸体，画面中间则是一具站立的骷髅；此外，第77窟、110窟、212窟(图2)、220窟中也均有禅僧观想尸体、白骨的内容。吐峪沟石窟第20窟右壁下端的一系列不净观想图中，描绘了两具死尸；而42窟的禅室中也绘有僧人面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不净观想的场面[1](图3)。

      根据与白骨或尸体相关的禅观壁画，何恩之认为，由印度产生的不净观曾由中亚僧侣特别是龟兹僧侣修持，并继续向中国腹地传播[2]。而据郑阿财的考察，九相(九想)观开始进入不净观修行法门，与天台宗祖师智顗(538-597年)关系密切，他不仅在禅法中极力倡导九相不净观，还将这种“止观”法门理论化，在其论著《摩诃止观》(又名《大止观》)中频繁地说明、引证九相观的方法及作用。《摩诃止观》中还分别对“九相”所呈现的形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敦煌莫高窟也存有一些表现白骨的图像，北魏后开凿的多个石窟壁画绘有擎骷髅婆罗门的形象，有学者指出即与白骨观相关[3]。此外，敦煌文献中存有一系列“九相诗”，多为中晚唐所做，一般用九个章节来表现包括“九相”在内的人生阶段[4]。

      从这些存世的文献及残留的绘画作品来看，九想观在魏晋以来、中唐以前曾是佛教修行的重要法门之一。

      二、“九相”观在日本的传入及“九相图”的出现

      “九相”(九想)观具体何时传入日本目前还难于确定，其传入的渠道则是多元的，包括相关佛教经典的传入、到中国学习佛法的僧人带回以及与九相相关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影响。鉴真东渡时带去的佛教典籍中即包括智顗的《摩诃止观》。被敕封为“传教大师”、创立了日本天台宗的最澄(766/767-822)是日本佛教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僧人之一，因此《摩诃止观》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