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背景下，以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改革派积极推行反圣像①运动。耶稣会作为罗马反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修会，自1534年成立初始，便使用艺术作为其灵修和传教的工具，推行隆重而繁缛的宗教仪式，以此抵抗宗教改革、护卫天主教，从而促进了巴洛克艺术在欧洲的发展和兴盛。耶稣会在其海外的传教活动中，也大量使用艺术作品，其中教堂建筑、雕塑、壁画等随着历史变迁，大多遭到毁坏；而圣像作品随着需求的剧增，很快便在当地被以不同媒介复制传播。 明末，当耶稣会士到达中国的时候，他们也使用圣像作品来传播信仰。随着信徒的增加，对圣像的需求剧增，中国人便模仿西方圣像作品，制作完成了许多便于大量复制、广泛传播的版画作品，其中不少保存至今。通过它们可以观察“圣母”与“上帝”形象在明末的建构、传播与接受情况。 关于明清时期圣像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梅欧金(Eugenio Menegon)、陈慧宏、申濬炯(Junhyoung Michael Shin)、褚潇白、肖清和等国内外学者已从历史学、宗教学等角度有所探讨②。但至今学界仍疏于对现存圣像作品本身，如媒介(油画、卷轴画、版画等)、形式风格(虽然大部分中国木版画都有明确的西方范本，但它们仍具有明显的中国绘画风格)、主题等方面的分析阐述。本文将在梳理、区分明末圣像的不同主题的基础上，通过对比这些图像与其西方范本在形式风格上的异同，并结合传教士信札、明末士大夫文集等文献资料，呈现明末“圣母”和“上帝”的具体形象，并探究传教士们如何向中国人传播这些形象，以及中国人对这些图像作何反应与如何理解。 一、明末文献中的天主圣像 圣像最早由欧洲的旅行家们带到明朝疆域的周边岛屿。1542-1548年间，葡萄牙旅行家平托(F.M.Pinto)在《远游记》中记录了他在宁波双屿港看到的圣母像③。1564年11月30日，耶稣会修士安德烈·平托(Andre Pinto)在给印度耶稣会士们的信中提及，他在大屿山看到一幅圣米迦勒画像④。 最早将基督教画像带入中国内地的是方济各会传教士阿尔法罗(Pierre Alfaro)等人。1579年，这些传教士抵达肇庆时的行李中就有手绘圣像，“其中……还有几张笔致精妙，五光灿烂的手绘圣像”⑤。尽管并不清楚方济各会传教士行李中的圣像具体是哪种主题，但通过文献和信札可知，明末时已有丰富的圣像主题传入。 1584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入华后不久，便写信给耶稣会总长阿奎维瓦(Claudio Acquaviva)，要求他寄来一些圣母像与救世主圣像，因为“这是中国官吏所希望的”⑥。1600年，利玛窦从南京启程赴北京，在他准备进贡给万历皇帝的礼品中就有天主圣像和圣母圣像⑦。 除了敬献给皇帝和官吏的礼物，耶稣会士也在布道和弥撒中使用圣像。利玛窦记载了1599年下半年见到龙华民在讲道后为信徒拿出“救世主像”(the image of the Savior)敬拜的场景⑧。阳玛诺(Manuel Dias)也在介绍宁波本地信仰传播情况的信札中描述了人们在悬挂着“救世主像”前跪拜的场景⑨。阳玛诺还记载了费乐德(Rodrigo de Figueiredo)是如何用圣像传播创造天地和万物的“造物主”以及其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教义的⑩。
图1 南蛮屏风(局部) 16世纪晚期 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图2 罗马人民保护者像 5-13世纪 雪松木板上彩117×79cm 意大利罗马圣母大教堂藏 德礼贤(Pasquale M.D'Elia)和柏理安(Liam Matthew Brockey)认为耶稣会士信札里提到的“the image of the Savior”就是“救世主像”(Salvator mundi)(11)。德礼贤认为这些图像可能是耶稣会总长阿奎维瓦让人从罗马带到中国的，也可能是在日本长崎的耶稣会画院仿照西方“救世主像”制作，然后再带入中国的。事实上，传教士很早便将“救世主像”带到日本。一扇日本屏风上的图像记录了旅日的葡萄牙人和日本人在“救世主像”前敬拜的场景(图1)(12)。 1565年，安徽人叶权游经澳门时，还看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木雕像和一幅绘有上帝、耶稣诞生、圣家族和圣母怜子等主题的祭坛画(13)。 从上述文献看，传教士带到明末中国的圣像大致有：圣母圣像、救世主圣像、基督圣像、天使像，以及耶稣被钉十字架、圣母怜子等主题的圣像。这些来自西洋的绘画、塑像数量有限，随着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对圣像的需求越来越大，它们很快就散发殆尽，仿照欧洲圣像原型制作的中国圣像便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