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位名叫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美国记者出版了一本批判包豪斯的小书，书名是英语的谐音“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三年后的1984年，清华大学关肇邺教授翻译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由于英语谐音难以译出，所以中文版勉强使用了《从包豪斯到现在》这样一个书名。2009年，笔者在《包豪斯运动九十年》一文中曾经指出这个书名并没有把原作的“俏皮性”翻译过来。[1]2014年，重庆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个中译本时，书名就变成了《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无论如何，“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这个书名本身的确能够看出包豪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即无论是继承还是批判，二十世纪的设计运动都是在包豪斯的基础之上来继承和发展的。这种继承和发展体现在设计实务领域，也体现在设计学学科建设方面。时至2019年末，轰轰烈烈地对包豪斯百年的纪念已经接近尾声，在此回顾总结之际，笔者借用“从包豪斯到现在”这个题名，在包豪斯运动一百年系列纪念活动行将落幕之际，重新反思对包豪斯的纪念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设计学科建设的当下进展与时代挑战。 1.纪念一个怎样的包豪斯 今天我们纪念包豪斯是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包豪斯是“现代设计”的立法者，代表了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毫无疑问，包豪斯的诞生生逢其时。1919年以前西方的设计还是工艺美术运动、装饰风一统天下，主要的设计理念偏重于装饰和手工艺风格而包豪斯的诞生不啻于宣告：设计最高的理念不在装饰而在功能，是功能和形式的统一、艺术与技术的统一。换言之，包豪斯把一种现代性的审美范式、生产模式带入设计史之中。1919年以前，西方的标志设计、居室设计、产品设计基本上是以装饰风为主流，为工艺美术运动的风格所主导；但是包豪斯告诉我们，现今已是工业化的时代，工业化大生产的审美原则是功能至上，功能决定形式。这是设计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也是一场审美革命，是审美方式适应了人类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发展趋势的一场变革。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包豪斯恰好就生在那个年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如果它诞生在50年代，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尽管包豪斯顺应了时代潮流，但潮流也在不断变化。毕竟，包豪斯的存在只有短短14年。20世纪上半叶，包豪斯式的工业审美风潮占据主流。但到了20世纪后半叶，社会开始走向多元化，这一时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最反对的就是包豪斯那种缺乏情感的现代主义设计。众所周知，解散后包豪斯的很多人去了美国，在纽约曼哈顿盖了很多现代主义建筑，但后现代主义者对此感到厌烦，认为这些东西没有情感，只是功能至上的产物，其结果注定是冷冰冰的。后现代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曾出过一本书阐述自己的理论纲领，即《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在文丘里看来，在当时的拉斯维加斯充斥着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正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灵感来源。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在建筑、设计中加入一些情感性的元素，尽管这也只是一种后现代的伎俩，并没有改变现代设计的功能属性本身。 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候包豪斯已经解散，但是由包豪斯引领的国际主义风格作为一个“靶子”还在。在战后的四五十年代这个转折的年代，包豪斯起到了把世界设计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的作用。西方艺术史上，20世纪上半叶几乎没有美国的一席之地；但50年代以后，后现代的艺术流派基本上都是美国的了。究其原因，就是“二战”以后精英转移了，“二战”摧毁了欧洲的主战场，包括包豪斯在内的很多精英都到了美国。包豪斯也由此从一所学校转为一种风格、一个学派乃至一场运动。不过，也正是在美国，开始从内部产生了对这场包豪斯运动的反驳。随着包豪斯精英去了美国，包豪斯的时代也开始由盛而衰。最早开始提出包豪斯已经过时的，恰恰就是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们，他们对功能主义、现代主义的东西开始表示厌烦。现代主义认为“Less is more”，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Less is bore”。但是，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有所不同，现代主义是席卷全球的时代潮流，后现代则是诸多对现代主义不满的表达方式之一。在他们看来，世界已经开始走向多元化，不再有哪一个理念、哪一种思潮或哪一个学派是独一无二的中心。所以，20世纪50年代以后，包豪斯的思想已不再是世界设计史上唯一的主导思想了。 乌尔姆设计学院被认为是对包豪斯的继承与批判。[2]以乌尔姆为代表的一批设计院校、设计公司还是坚持包豪斯的理念，在网格版面设计、信息图标设计、字体设计、导视系统设计、产品设计等方面功能主义也仍然是有贡献的。但是，谈论包豪斯和乌尔姆的关系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包豪斯是恰恰属于那个时代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本身就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时代，包豪斯的精神与此相契合。而到了乌尔姆所在的时代，社会主流思潮主要是后现代的思潮，也就是戏谑、推翻一切体系的权威。可以说，乌尔姆有点“生错了时代”。乌尔姆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它主要是对现代主义、功能主义发展和延续，认为现代性在当时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任务。只是这种话语的声音在当时太微弱了，当时的时代主流思潮已经开始转向对现代性的质疑与批判。比如，平面设计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创意，就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东西，对此包豪斯、乌尔姆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论述，它们主要还是集中在功能与形式的统一。“创意”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的理念，对包豪斯或者乌尔姆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补充或发展。与乌尔姆有着多方面深度合作的博朗公司(Braun)，其产品无论怎样被称作“第二现代性”，[3]都无法否认其设计理念在50至80年代受到后现代强有力冲击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乌尔姆学院和博朗公司的理念有些类似哲学界的哈贝马斯，他们都是踽踽独行的后现代主义时代中仍然坚持和捍卫现代主义理想的启蒙者。他们即便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但在实践中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至少不可能再像包豪斯那样独领时代风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