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贡布里希发表论文《波蒂切利的神话作品:对他圈子里的新柏拉图学派象征体系的研究》(Botticelli’s Mythologies:A Study in the Neoplatonic Symbolism of His Circle)①,在他看来,波蒂切利的《春》(图1)不应当只是古代文学作品的图解,而是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为洛伦佐·迪·皮耶尔弗朗切斯科·德·梅迪奇(Lorenzo di Pierfrancesco de’Medici,后被称为“小洛伦佐”)订制的一份具有训诫意味的礼物。二十五年后,贡布里希又为其增补了序跋并收录于《象征的图像》(Symbolic Images)一书。虽然他承认假设可能不成立,但也声明自己始终着意的是如何复建波蒂切利创作此画的历史情境,展示图像学分析的多种途径,使人们重新思考《春》的寓意。不仅贡布里希,瓦尔堡、潘诺夫斯基、温德(Edgar Wind)等众多一流艺术史学者都对《春》进行过专题研究,他们倾尽全力地解析画作的内容,推测画家的用意,《春》中难以名状的人物表情与场景,成为艺术史家们展现学术才智的“竞技场”。 对贡布里希而言,最关心的问题是“波蒂切利为何要这么画”。他对《春》的研究所做的贡献,只有放置于艺术史发展的脉络中才能被更好地理解。本文欲从瓦萨里时代到20世纪中叶欧美波蒂切利的研究转向出发,回顾相关学者为贡布里希写作奠定的史学基础;再围绕瓦尔堡对波蒂切利作品中“衣饰”的兴趣和他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反观贡布里希的评价,展示艺术史“黄金时代”的学者们在同一议题上采用的不同研究路径。除了完整重温贡布里希对《春》绘制方案的假设,文本还将提及一份重要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被发现的“梅迪奇财产目录”,它揭示出《春》最初的摆放位置并不是乡间的喀斯特罗别墅(Villa di Castello),而是佛罗伦萨市内的拉尔加别墅(Via Larga),目录的公布不仅颠覆了前代学者的推测,对当代《春》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图1 波蒂切利 春 15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 木板坦培拉 乌菲兹宫藏
图2 波蒂切利 三王来拜 约1475-1476年 木板坦培拉 乌菲兹宫藏 一、《春》的重新发现 波蒂切利在欧美艺术史上的地位绝不逊于任何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他的杰作《春》与《维纳斯的诞生》令世人惊叹,用萧伯纳的话来说:“如今,四万平方米卡拉奇(Carracci)、圭多(Giulio)、多美尼基诺(Domenichino)……的画作都换不到半平米波蒂切利、利皮(Lippi)与贝里尼(John Bellini)的作品。”②然而,从波蒂切利离世到1800年的近三百年间,他的作品几乎无人知晓,就连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都没有注意到他③。之后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他的作品不仅难以售卖,甚至经常被张冠李戴,归在其他艺术家名下。这期间,有关波蒂切利的文献资料更是如凤毛麟角,几乎没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经历过如此长时间的冷遇。 可以确知的是,描述《春》的第一人是瓦萨里,他在《名人传》(Le Vite)中写道:“有两件至今仍在科西莫大公的喀斯特罗别墅中:其中一件画着维纳斯的诞生,几位风神正引领她登岸,画中还有众丘比特;另一件画着维纳斯和美惠女神,她们用鲜花为她装扮,象征春天。”④贡布里希认为,正是瓦萨里的叙述使后继的研究者们把目光集中在“维纳斯与春”这一主题上,并且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将两者联系起来。而波蒂切利长时间遭受的冷落,多半也受到瓦萨里的影响。在《名人传》中,瓦萨里虽然追溯了一些波蒂切利的轶事,评价却不够公正客观,从他书中所传达的“进步观”来看,波蒂切利作品呈现的“消遣意味”似乎正是梅迪奇家族衰败的精神体现;波蒂切利不是乔托或马萨乔这类个人风格鲜明、推进艺术发展的艺术家⑤,他的几幅为瓦萨里所赞许的作品后来也被证明并非出自其手。17至18世纪,将波蒂切利与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搞混的事件屡见不鲜。譬如,第一位在文章中称赞波蒂切利的英国画家、鉴赏家小乔纳森·理查森(Jonathan Richardson the Younger),1721年参观乌菲兹宫后写道“波蒂切利《三王来拜》(Adoration of the Magi)中的天使金光灿灿”(图2),然而,波蒂切利的这幅作品中根本就不存在天使,他看到的应该是同在乌菲兹宫的曼泰尼亚三联画中的一幅⑥(图3)。此外,伊尼亚齐奥·霍弗(Ignazio Hugford)在18世纪中期收藏了波蒂切利的《思哲圣奥古斯丁》(St.Augstine),但他一直认定其为利皮的作品。就连《洛伦佐·梅迪奇传记》(The Life of Lorenzo de'Medici,Called the Magnificent)的作者——历史学家兼收藏家威廉·罗斯科(William Roscoe)对波蒂切利也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