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之际的自我书写　　

      项圣谟(1597-1658)《朱色山水自写小像图》(图1)绘制于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阴历四月，画家惊闻京师沦陷、皇帝殉国之际①，由于画中题跋言明此作因时局所感而画，故被论者称为南方文人对国变的“应激”反应②。此作中的项圣谟肖像为墨笔绘制，而山水树石却以朱砂画成。这个朱红色的山水补景不仅在色彩上隐喻了明朝国姓“朱”，而且因为朱笔山水在画史上实属少见，故给观者造成了一种特殊的视觉冲击力，形成了新鲜的视觉体验。明清易代之际，如此明确地以自身肖像作为书写家国情怀、表达政治态度的作品，绝无仅有。这幅奇画以其特殊历史情境形成的政治表达及大胆的形式创新，成为明清之际遗民身份建构方面的标志性作品。于是，此画在民国时期重新现世后，便成为明末清初肖像画讨论的热点。

      学界对于此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图中传达出的项圣谟的遗民思想；二、明清之际肖像画中自我意识的表达；三、朱砂色和墨色共用的绘画形式。但由于这一画作在民国时期一直为蒋谷孙(1902-1973)所藏，现收藏于台湾石头书屋，较少公开展出，其完整的画面、题跋等也从未被清晰地出版过，故对它的研究多为一带而过，并不充分。若将《朱色山水自写小像图》置于明清之际的画坛来看，由一位画家图写肖像、另一位画家补景，正是这时期肖像画绘制的标准模式，而此作的特殊性在于其反映了像主本人的政治意图。通过自我肖像的绘制来表明政治立场，即使在明遗民群体中亦属特别，那么项圣谟想通过这样的肖像画建构一个怎样的自我？他绘制自己的肖像可有持续性？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际，知识分子对旧朝的认同，是否能够弥补自我建构的困惑？文化认同是否能够重建自我认同的连续性？这些问题将把学界就此作的三方面讨论串连在一起。本文试图从此作画家、像主、题跋者等人的描绘、书写，以及他们自身政治境遇与画面的关系入手，探索其绘制过程与遗民身份建构的历史意义，并由此牵涉出明清易代之际，项圣谟在建构遗民身份的同时出现的自我身份焦虑，即建构遗民身份的大义与飘零、脆弱的遗民身世之间的张力关系。

      

      图1 项圣谟、张琦 朱色山水自写小像图 1644年 轴纸本设色 151.4×56cm 台湾石头书屋藏

      一、嵌入“朱图”的“墨影”：明亡之初的遗民隐喻

      建构遗民身份和表达遗民之思的途径，在明遗民画家群体中多种多样，就人物画来说，主要是通过对历史典故的绘制和书写来进行的，譬如在题材上选择描绘伯夷、叔齐的“采薇图”，描绘“渊明逸致”的隐居图等等③。项圣谟此像有两点显得特殊：一是直接画出自己的肖像，二是用朱色山水隐喻了明朝的国姓“朱”，二者一起构成朱色山水背景中的人物肖像，即像主依坐在朱色山水之中，从而隐喻了像主对“朱”姓江山的忠诚。这在遗民身份建构方面是非常独特的。

      较早关注到《朱色山水自写小像图》的学者是李铸晋，他在1975年香港“至乐楼藏明遗民书画展览”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项圣谟之招隐诗画》，其中提到：“项圣谟作品中，表露其对明亡最悲痛者，为其《朱色自画像轴》，此画素为台北蒋谷孙先生所藏。据蒋先生言，该画系民国九年在嘉兴项氏祠堂得来者。想必藏之甚久，未敢露面也。”④目前这幅画的裱边上，共有17处民国时期的题跋与观款，大都是题写给“谷孙先生”的。最早的题跋书写于1929年，可以印证李铸晋所言此画在民国时期被“发现”，并且后来蒋谷孙成为这幅画的收藏者。李铸晋称：“此画曾刊于庄申之《中国画史研究》(一九五九年，台北正中版)，图版六。但该图制版极小，难以分辨。除此未尝他刊。”⑤笔者检阅发现，此图未见于清代著录。民国时期重新现世后，也并未被正式著录，仅见的记载是吴湖帆在《吴氏书画记》中记录1932年自己收藏的一件项圣谟《山水袖珍册》时顺带提到：“曾见易庵自写像，作于甲申三月，以朱笔补景物。今藏密韵楼。”⑥密韵楼即蒋谷孙的书斋。吴湖帆的记载是目前所见对此画最早的记录，且与画上吴湖帆1929年的观款相对照，可以推测，密韵楼主人蒋谷孙收藏此画之始便请吴湖帆题跋。吴氏过目难忘，在三年后的收藏笔记中重提这幅曾经寓目的画作。只是，吴湖帆在1932年的记录中误将作画时间写成三月(应为四月)，考虑到他是在观画三年之后顺带提及，且“甲申之变”确为三月，此笔误是情有可原的。

      李铸晋的文章主要讨论项圣谟“招隐诗画”在“甲申之变”前后的变化，对《朱色山水自写小像图》着墨不多。由于一直深藏在项氏祠堂，此画在清代并未因为其所具有的政治隐喻色彩而被毁掉。也正因“藏”得颇深，此画不见于清代的收藏著录，成为一幅长期“失踪”和缺席于研究视野的作品。如李铸晋所说，1959年台北正中版的《中国画史研究》刊出此画时，名其为《朱色自画像》，定名应来自蒋谷孙。

      高居翰也曾提到这幅肖像画：“1644年，项圣谟初闻北京陷落满清之手，当时，他把自己画在一幅山水之中，自己坐在树下，面无表情，看起来好像漫不经心似的。”⑦高居翰对画中人物形象的描绘评价并不高，但是他肯定了其政治意涵。乔迅指出：“项圣谟希望发自肺腑地表明自己对没落王朝的忠诚，所以用朱红暗指明代的国姓‘朱’。但是画家不会自杀殉国，不会加入抗清战斗，也不会出家为僧。他只是用一种私人化的哀叹，小心翼翼地将这幅作品藏于家庙，并未传诸外人。他在画上所题的两首诗中表达了他的羞愧：愧不能用画和诗表达这种亡国之耻，这些题跋被刻意安排在自己画中形象的眼前。但是第二首诗以听任失败而不是反抗来结尾——‘啼痕虽拭忧如在，日望升平想欲痴’。恰恰是这种江南文人精英中沉默的大多数对于平安的愿望，让满清占领中原成为可能。”⑧接着他分析道，“墨笔自画像(black-ink self-portrait)在朱红山水(red landscape)背景上，二者呈现出视觉上的分离，看上去很突兀，在山水画中也非常稀见，而这种结合是一种卓越的美学创造”⑨。乔迅在分析过程中感到的疑惑——图像对忠诚于旧朝的表达与题画诗所流露出的关于自身安顿之间的游离感——正是笔者下文要分析的自我身份建构与焦虑的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