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不仅宣告了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也意味着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历史性转折，以此为始，一种完全不同于旧秩序时代美术的“人民的新艺术”登上历史舞台。回顾起来，新中国美术的发生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化过程，这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方面，新中国美术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及文化实践不断推进的产物，换句话讲，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及相应的精神诉求，为新中国美术的发生提供了基本语境与规约条件；另一方面，从左翼美术运动到延安美术实践，为新中国美术的发生做好了充分的资源准备。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在此之前，中国的文艺思想及实践经历了近百年的混乱，直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之于众，一种全新的正统的现代文艺观才得以确立。这一具有统治力的文艺思想，大体确立了中国现代文艺的价值坐标与其后的发展路径。 简单地讲，所谓新中国美术，指的是1949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在中国大陆区域内所产生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以表现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以服务工农兵大众为宗旨，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美学鹄的，高度体制化、政治化的新美术形态与规范。 从现代性的角度讲，新中国美术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以抗拒西方现代性为前提，致力于本土现代性探索的时期。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国家意识形态相适应，新中国美术在制度、观念、功能、审美取向、语言风格等方面建构了一套自足自洽的现代性体系，开创了另一种现代性向度与路径，而它的经验得失也尽在其中。 一、新中国美术的发生与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新中国文化的构想与期待随即在上层展开。毛泽东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既是毛泽东预言的序曲，又可视为对毛泽东预言的印证与实践。在新中国文艺史的叙事中，文艺史家们不约而同地将这次大会认定为当代文艺的起点。建立这种共识的理由在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总结、检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发展的基础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导下的延安文艺方向为新中国文艺方向，对新中国文艺展开的方式及方针政策作出了规范性的纲要，并以体制化的方式保障了相应改革的实施。新中国美术由此拉开了自己的历史性序幕。 对新中国美术史的写作而言，以回顾、反思20世纪40年代文艺为前提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提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新中国美术的发生与来源，以及它所特有的文化属性，须从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社会文化实践及历史史实中去寻找。 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至1949年，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战争与社会动荡过程，民族救亡、民族解放先后上升为压倒一切的社会与政治主题。同时，即便在历史的困厄中，人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主题依然延续。在这一时期，救亡图存，建设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已成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进步力量的共同梦想。无论解放区的革命美术，还是国统区的进步美术，无不服膺于这一巨大的社会政治主题。“五四”以来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美术的走向得到了极大的修正，“为人民而艺术”逐渐取代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观。那些表达现实关切，充满忧患意识、英雄主义气概与悲天悯人精神的题材、主题与画面，构成了时代美术的主潮。事实上，在大时代潮流中，以现实题材、主题作为创作的道德、政治支点，探索新的时代形式，创建政治与艺术复合为一的新艺术形态，已成为每位进步艺术家的必然选择。从理论上讲，这一选择不仅完整地呈现出大时代艺术的整体走向，也准确地表达出中国美术的现代属性。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新中国美术的现代属性早在民族救亡与解放的历史情景中即已确立。1949年后，这一现代属性，在新中国美术中得以全盘继承、提升与延伸。 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和边区政府，一个创建理想社会的宏大实验由此开始。与此同时，反映这一理想社会实验的“解放区美术”也开始了全新的实践。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了关于“新文化”的构想。在1942年发表的《讲话》中，毛泽东更为系统地阐释了新文化的一系列问题，如文艺对政治的从属关系，文艺的标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等。这些具有现代性价值的命题及相应的阐释，全面地奠定了解放区文艺的思想基础与指导原则，在促使“延安文艺”既有的思潮和现象逐渐定性化、定型化的同时，还进一步规约了所有解放区文艺的性质和内容，由此开了当代文艺一体化的先河，清晰地标志着中国新文艺时代的到来。 1942年《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趋一致”，毛泽东“所指出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2]。总体而言，在深入生活，向民间艺术资源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反映、呈现理想社会实验的生活场景与抗战主题——拥军爱民、生产劳动、合作化运动、减租斗争、普及教育、社会新风尚、边区民主政治生活、战斗生活、英雄事迹等，探索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风格与样式，建立新的美术形态，从而密切配合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经济建设的需要，成为解放区美术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取向。乐观主义的理想情怀，浓烈的生活气息，朴拙明朗的人物形象，单纯质朴的民间味道以及崇高的英雄主义色彩，所有这一切，都使解放区美术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国统区、沦陷区美术的全新风格与时代特征。延安美术家另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他们以独有的美学视角开创了以年画、木刻、宣传画、漫画、连环画、新洋片、剪纸、画报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样式与范本。其中的新年画、独幅木刻的创作，产生了足以代表延安美术杰出成就的作品。新年画是在向传统民间年画学习的基础上，依据新的内容与主题，在形式上加以改造而形成的一种新美术形态。从美术现代性建构的角度来评价，延安美术的卓越贡献可谓一目了然：它成功地创建了旧有形式的现代化改造和外来样式的在地化改造这两种全新的语言模式与方法，完成了“民族、民主、人民大众的艺术”[3]之构想，以语言美学范例与启导的姿态，成就了新中国美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