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年冬春之交，新冠肺炎大规模侵袭引发的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成为对“中国之治”的全方位大考。它不仅证明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方向和目标的正确性和迫切性，再一次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而且以深刻的经验教训凸显了以理性自觉逻辑发展和完善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进而在更深层次上呼唤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场。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制度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①。我们应站在理性自觉和顶层设计的高度深刻阐明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并被“实践证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出场根据，深刻阐明为何坚持和巩固有着显著优势的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全面揭示发展和完善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基本方向与必然趋势，自觉补短、补软、补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绝不能局限于“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主义的辩护逻辑，也不能满足于具体科学的阐释，更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哲学逻辑来剪裁中国现实，而要科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将之提升到“差异的正义”的原则高度，将伟大的中国之治成果升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表达，全面创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大使命。 以理性自觉对我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做必然性论证与合理性辩护，必然指向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自身何以出场、何以创新的追问。为此，我们需要步步深入追问下列问题：第一，必然性辩护逻辑的方法论辨析——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的必然性；第二，历史与规范——科学把握“长期实践探索”的历史向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规范向度的关系；第三，必然性辩护的现实根基——差异性社会；第四，规约差异性社会的善治逻辑——差异的正义原则；第五，何以坚持和巩固制度体系——我国制度体系出场的合理性阐释；第六，何以发展与完善制度体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把握我国制度体系的未来走向与必然趋势。 一、方法论辨析：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何出场 从理性自觉和顶层设计的高度对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出场根据和必然性、合理性进行辩护，首先需要做方法论辨析。 方法论辨析的问题之一是：对于“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并经过“实践证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论证，是否依然需要提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展开必然性、合理性辩护?答案是肯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②。实践形成、实践检验、实践证明并不能排除理性自觉逻辑出场的必要性。任何实践本身都既包含着事物的本质性向度、必然性联系和规律性趋势，同时也包含着偶然性、表象性、暂时性和相对性的因素，实践的历史过程需要通过理性自觉的逻辑反思，才能加以解析，将偶然性中的必然性、表象性中的本质性、暂时性中的恒久性、相对性中的绝对性揭示出来，形成纯粹的逻辑表达。深植于中国道路伟大实践中的实践根据，不应排斥必然性与合理性的论证，因为即使一千次的成功实践，也并不必然保证理论在一千零一次的实践中有效。这次战“疫”是一次对“中国之治”的全方位大考，表明经过以往实践证明的制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补短、补软、补缺。对未来发展和完善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我们依然需要站在理性自觉高度展望其必然趋势并结合伟大实践进行验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着力强调的方法论原则。思维的逻辑与实践的历史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前者自觉，后者自发；前者纯粹，后者复杂。正如恩格斯在评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方法论时所说的，“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而对于阐释理论而言“逻辑的方法是唯一适用的方法。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它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③。因此，长期的历史实践形成、实践检验与实践证明并不能代替和排斥理性自觉和逻辑思维的论证、辩护和阐释。相反，在概括和总结伟大的中国制度实践成果时，“逻辑的方法是唯一适用的方法”。在这里，逻辑的方法即对实践进程做理性自觉的思维表达与辩护，其重大意义和困难并不亚于实践进程本身。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援引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评论埃利亚学派关于运动争论时所说过的话：问题和困难不在于现实中有无运动，而在于如何在思维中理性地表达它。没有理性自觉的思维逻辑的表达和辩护，就不可能在理性意义上呈现完整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所阐明的制度图谱也就可能被无处不在的或然性、局限性和偶然性所困扰，我们的顶层设计就无法真正实现理性预期。理性自觉最经典的方式当然是哲学。一种伟大制度的实践成果只有升华到哲学的高度才能达成理性自觉；同样，一种哲学思想只有转化为实践探索才能达到实践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