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始终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起源点和回归线。马克思是在人的生存现状中生发出他的历史感和正义感的，在对人的感性直观、知性认知和理性反思中勾勒人的历史境况构图。事实上马克思回应了哲学史上的人的问题，特别是回视了笛卡尔所开启的“人之思”和“人之在”之间的哲学关系和现实关系，且以人的存在论境域反观人的认识论问题，以此不满足于人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哲学二元论现状，将人的哲学问题置于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之中来审视在者和在者之在的现状，并由之置于时间性的未来之维中展示非当下在场的未来历史的在场性。马克思秉承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①的哲学教诲，在清楚地知道人“从何处来”的基础上，继续着眼于人“往何处去”的未来操心。② 然而马克思在社会生活中所面对的“现实的人”是为私有制所异化的人。他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中认识到了人的本质的宗教性异化，从黑格尔法哲学那里认识到了人的本质的政治性异化，从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区分中认识到了人的本质的经济性异化，进而识别出了人本质的宗教性的、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三种异化形式。这表明人在私有制社会中为私有制所异化的不正义具有宗教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根源。马克思面对人本质的三种异化性现实，认识到人类的历史不应该止步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私有制社会，需要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人类历史从现在的资本主义推进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实现人的本质性正义，让私有制生产方式正义自动消失于人类未来的历史之中。于是马克思就在直面人的本质性异化的不正义之中，展开了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批判，以批判的否定方式展现自己的正义观念，将何为人的本质性正义的思考带向了未来共产主义的历史境域之中，作为人类“往何处去”的哲学解答。 第一重正义观念：马克思宗教哲学批判中的人类正义 面对19世纪的基督教君主制德国的现实存在究竟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哲学问题，黑格尔学派内部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分歧，分化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分别以保守性和激进性回应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同时具有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内在矛盾性。老年黑格尔派显然是以不质疑的姿态来为基督教君主制德国背书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的。青年黑格尔派则以质疑的姿态否认基督教君主制德国半封建性现实的合理性的，特别是不满意黑格尔哲学的宗教哲学化和理性神学化的哲学表达，试图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宗教观之中实现改变基督教君主制德国现实存在的不合理性，进行哲学的理性启蒙。作为哲学理性启蒙的一部分，宗教批判率先在青年黑格尔派内部以不同的方式展开。 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意在阐明“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③，只不过是这种属人的本质是为阶级性不平等所异化的人本质，属神的宗教本质也就是人本质的一种异化结果，属人的不平等通过属神的教阶制异化为不正义，爱的人本主义④便在人本质的宗教异化中被提出和强调。这在施蒂纳看来，费尔巴哈不过是将神学还原为人本学，用道德的立场置换了宗教的立场。⑤对此，施蒂纳在作为“唯一者”的“我”的虚无主义视域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道德性的抽象人。⑥马克思从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的批判中认识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对之进行反思和批判，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同时，也反过来运用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来反批判施蒂纳的“现实的个人”，认为施蒂纳的作为“唯一者”的“我”依然是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的“现实的个人”⑧，落入到了施蒂纳自己所言的“现实的人只是非人”⑨的虚无主义陷阱之中。从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识到人就是人的世界，需要人回到人的自身认识人自己，在人的世界中认识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这就将马克思带向了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追问之中，认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⑩。 马克思立足于“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11)的唯物主义立场上，认识到宗教批判的重要性，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2)。在马克思看来，为私有制的阶级性所异化的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宗教里的苦难是私有制社会里的“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和反抗，宗教里的幸福是颠倒的世界中的“虚幻的幸福”的渴望和幻想。(13)因此，对宗教的废除便是对现实幸福的实现，这需要以人类正义在未来共产主义中的实现为前提。为此，马克思要求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14)。 但是，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柏林自由人(即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一种称呼)的宗教批判，是借宗教批判来浇政治批判的块垒，不敢直接批判现实政治，因为在面对基督教君主制德国还是一个君主专制性质的国家时，青年黑格尔派不得不考虑到政治专制的现实残酷性和血腥性，正如科尔纽所指出的那样，在普鲁士国家直接批判宗教要比直接批判政治的危险性小些，(15)于是青年黑格尔派便借直接批判宗教的方式来间接地批判政治，表达对基督教君主制德国现实政治的不满。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在宗教中批判政治状况的宗教批判方式让马克思很不满意；而且柏林自由人还时不时地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世界观信条，从道德上指责基督教君主制德国现实政治制度的不正义，显得非常地空洞和无力，这也让马克思不满意。(16)基于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柏林自由人的这种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的宗教批判方式，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相反。马克思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失。”(17)马克思意在表明，宗教是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根源于现实社会的感性生活之中，为现实社会生活的政治性维度所利用并加以保护，以加强政治国家的意识形态性统治。因此，应从宗教的根基处批判宗教方可达到拔根的理论作用和社会效应，具有理论批判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不流于理论批判的表象化和形式化，更加能够显示理论批判力的启蒙性和方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