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危机、资本应对与数字劳动反抗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再胜,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探索与争鸣

内容提要: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融合发展,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价值运动危机。在数据革命加持下,资本利用智能算法等数字机器实现对大众生命政治活动的吸纳和人类生活经验的价值化,以不断维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构式。面对日益加深的数字奴役和算法操控,劳动对资本的反抗迫切需要制订更加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反抗路径。而洞悉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及劳资博弈的新变化新趋势,对于促进中国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无实践启迪。中国在发展智能经济中对待数字劳动,尤其要注重数字劳动价值贡献与劳工权益保护,推动数据资产化与完善数据规制,优化资本格局与促进智能经济所有制形式多样化。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0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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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常态。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催生数据革命和智能经济新形态,人类正加速迈进人工智能时代。各种算法等数字机器(digital machine)的出场,推动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新阶段。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如影随形的“机器问题”,在“这一次真的不一样”①的惊叹中卷土重来,智能机器取代人的潮流正势不可挡,资本家梦寐以求的不需要“劳动的火焰笼罩着”的无人经济似乎不再是遥不可及。

       就资本主义价值运动而言,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不仅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产生现实挑战,而且基于共有的网络协同生产(commons-based peerproduction)②实践,使得其价值本体性遭遇前所未有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冲击。利用数字机器的算法生产力,资本开始新一轮时空修复和剥夺性积累,竭力实现对大众生命政治活动的吸纳和人类生活经验的价值化,以不断维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构式。面对日益加深的数字奴役和算法操控,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解放,既需要警惕“无用阶级”③等技术悲观论思潮,又要摒弃技术加速主义的数字乌托邦幻想,探求更加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反抗路径。从根本上讲,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观,洞悉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实践逻辑,科学揭示其内在矛盾、剥削本质和劳动反抗路径,不仅是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题中之义,而且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无镜鉴。

       人工智能时代价值运动的三重危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通过对劳动的吸纳和规训,不断地用对象化劳动吮吸活劳动,以实现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智能化、商品形态的数据化以及网络协同生产的共有化,正使得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窘境。

       (一)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无限大与“价值形成危机”

       自工业资本主义以来,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是资本增值运动的基本逻辑。在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无限扩张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促使“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的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④。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却使得资本增值运动遭遇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把已经创造了价值作为价值来保持所需要的限度之内”⑤。换言之,资本在追逐自我增殖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引致商品价值实体“空壳化”的致命矛盾。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一旦完全自动化生产成为可能,实现了“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最彻底替代”,商品生产中活劳动因素消失,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无限大,商品价值赖以形成的实体基础自然化于无形。退一步讲,即使刻意去维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构式,也必将产生一种甚是荒唐的情形:一方面,产品供给极其充裕;另一方面,又因无人问津而导致生产绝对过剩。普遍劳动者连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都不复存在,又何以获得收入用以消费!正因如此,最终消费需求日益萎缩,引发资本循环中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断裂,必将使资本主义遭遇“经济奇点”(economic singularity)⑥,进一步将商品固有的内在矛盾对立推向极限:一方面,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各种财富得以充分涌流,经济稀缺让步于经济过剩;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的价值构式日趋萎缩,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社会实在性不断被侵蚀。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⑦。

       (二)信息(认知)商品零边际成本与“价值实现危机”

       美国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畅销书《零边际成本社会》中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生产力发展终将跃过“终点线”,即商品生产边际成本趋向于零。⑧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认知资本主义新阶段。信息(认知)商品生产成为资本逐利和资本积累的主要场域。相比于传统的有形物质产品,信息(认知)商品具有典型的消费非竞争性,边际复制成本极低甚至可忽略不计。

       从商品内在矛盾的现实运动看,信息(认知)商品的零边际成本特征,使其商品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呈现新情况新表征。对此,自治马克思主义强调非物质劳动的特殊性,即工作投入与日常生活的日益融合,武断地认为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进入认知资本主义阶段,信息(认知)商品的价值决定已经陷入“度量危机”(crisis of measurability)。⑨而保罗·迈森则认为,信息(认知)商品生产的零边际成本,只是意味着其价值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微不足计。供给充裕的信息(认知)商品生产会因遭遇“定价危机”和“利润枯竭”而使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走向瓦解。⑩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无论是从商品生产过程看,还是从商品流通过程看,一定量的活劳动投入始终是商品价值形成的实体基础。在笔者看来,在探寻信息(认知)商品价值形成的实体因素时,上述论断都混同了产品复制成本和商品再生产成本,只强调其边际劳动投入,而对从构念到商业化应用的整个产品生产周期全部劳动耗费几无论及,在此基础上得出信息(认知)商品价值归零的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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