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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格局下，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难以持续增长的深层次因素需要从出口国外增加值的演变动态过程中进行分析。本文根据出口中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国家间增加值的核算平衡关系建立生产核算模型，直观地测算了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将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变化分解为进口国增值能力、进口国技术水平、国际贸易联系、我国技术水平、出口水平变化五部分，并讨论了我国出口边际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沿着二元边际变动是影响我国出口国外增加值变化的最主要原因。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分析出口边际的变化，通过对比不同技术水平企业发现，国际贸易环境、规模经济和政策扶持仍然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持续出口的外在条件，而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等因素则为我国高技术企业在海外市场生存提供了内在动力。
考虑到加工贸易结构调整，有可能引起中间产品进口变化，从而影响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图2还给出了1997-2015年我国生产投入中的国外中间产品情况。从图2来看，二十年来，我国进口的国外中间产品呈现增长态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国外中间产品投入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在一定程度缓冲和平抑了贸易减速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冲击。最近的数据也显示，2019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增速达到3.6%，其中约有1/3是中间产品，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显然，单纯认为贸易方式的变化，引起了出口增加值对国外增加值的替代，一方面并不能从我国出口的国内外增加值和进出口数据中得到充分的支撑；另一方面，用我国自身贸易结构调整去解释原因复杂的出口国外增加值变化，有可能产生以结果说明原因的“功能化”解释偏误，甚至将全球贸易大减速的事实归因于我国对外贸易方式的调整（Kee和Tang，2016）。客观地理解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的变化，不仅仅要看到我国自身的贸易结构调整，还需要从增加值贸易的变动过程中完整地分析引起其变化的因素以及演变机制。然而，认识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演变路径及其机理并不是易事，除了变化因素复杂之外，困难还在于如何正确测算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分解方法，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由于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并没有通行的核算标准，也没有体现在出口国的核算体系中，对其测算方法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Borin和Mancini，2017）。 因此，揭开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如何演变的迷雾，需要回答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如何客观合理地测算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二是如何解释我国出口国外增加值的演进机理？为此，本文在给出出口国外增加值的测算方法基础上，尝试从多个角度诠释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演变，全面探讨其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本文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拓展和丰富了已有研究：①在生产分解模型基础上，给出测算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直观简明方法，并从结构分解的角度，将生产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关联以及出口变化等因素放入我国出口中国外增加值演变的实际过程中，完整刻画了在全球生产网络中，驱动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因素及其运动过程；②从多维角度论证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演变特征，在充分考虑贸易结构调整、出口企业运动边际等宏观和微观因素影响的基础上，补充了制造业企业出口持续与出口中国外增加值创造的新证据，对更全面理解和认识我国出口的二重性质，正确评价我国企业海外市场生存与国际增加值流动具有一定的边际贡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立足国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通常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和出发点，即使在当前新的垂直分工体系下仍然是理论界共识（Krugman，1980；易先忠等，2017）。世界范围的要素禀赋差异、生产企业层面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推动了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积极参与垂直专业化下的产品内分工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后起赶超的主要途径。在生产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在开放早期，通过加工贸易等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产生“干中学”或者“技术扩散”效应，实现本土企业技能水平提升，促进产业升级，反哺于国内分工体系的完善（张杰等，2016）。从我国现实来看，尽管关于我国出口奇迹有不同的解读，但普遍的观点仍然认为进口引致出口是创造我国出口奇迹的重要机制（张杰，2010）。进口引致出口不仅意味着我国能够凭借要素资源优势，快速参与全球生产链条，而且我国既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同时进口在全球进口贸易中也占据相当地位（黎峰，2017）。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全球贸易方式的变革和贸易结构的调整，我国出口中的国外成分即垂直专业化水平出现持续下降（Duan等，2018）。与此同时，我国进口贸易仍然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尽管近年来中间品进口增速有所放缓，但在进口货物中资本货物、消费品比重相对较低，大部分仍然为生产性中间产品。显然，持续高涨的进口与逐渐走低的出口国外增加值，形成了我国出口中的困惑，难以用进口引致出口进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