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十月革命对于俄国来说，不仅是一场政治体制上的革新，更是一次文化体系上的重构。革命后，列宁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建设。苏维埃文化①体系的建构对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与走向发挥着重要影响。苏维埃文化建设，一方面是要建构符合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特点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建设的重点在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因此，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构及其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是非常值得学界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为我们理解苏联历史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视角。② 谈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苏联文学，苏俄文学研究者白嗣宏提出，苏联文学的审美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为主；第二个阶段以描写活生生的人为主；第三个阶段以追求个性的和谐为主。这三个阶段的总目标，就是实现全面和谐发展的人。③如果对每个阶段加以时间界定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至40年代；第二阶段为50至70年代；第三阶段则为70年代中后期到苏联解体。本文中所着重探讨的解冻时期的戏剧文学创作，正处于苏联文学审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时期，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④ 本文以大量原始资料为基础，通过梳理20世纪50年代苏联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相关的讨论，结合该文艺理论发展的时代背景，重构文学审美理念转变时期戏剧创作在列宁格勒的实践，以实例来解读苏联文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思考。旨在通过研究分析这一时期苏联文艺理论的调整及其实际应用，反映出转型时期苏维埃文化体系的建构路径。 一、解冻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再解读：苏联戏剧审美理念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界的争论以及苏联作家协会的组建，国家对文学创作领域的导向逐渐清晰，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文学艺术领域加以思想指导。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贯穿苏联文学发展的始终。作为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以为建立和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代为前提，是社会主义式的对世界与人认知概念的美学表达”⑤。这一理论是在1934年提出的，当时苏联官方仍旧十分强调内部的阶级冲突，自然而然地，当时的文学审美是建立在“历史的基本推动力是阶级斗争”之上的。因此，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它是忠于现实的，现实在这里是处于发展中的，“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⑥。 本着“艺术不仅有能力给人指示方向，并且有能力形成某种东西”⑦这一基本理念，苏联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兼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在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苏联戏剧创作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当阶级斗争激烈之时，戏剧要担当起排头兵的重任——“戏剧创作在文学中占有特殊位置。任何时候，当阶级斗争激化时，戏剧创作首当其冲，因此，如果说所有的文学都为阶级斗争服务，那么戏剧则通过剧院战斗在第一线，戏剧非常直观，因此极具感染力，特别能影响人的情感，因此我们应当全面提升社会主义艺术对群众的作用——要特别关注剧院”。⑧关注剧院，意味着必须要关注戏剧创作，卢那察尔斯基在这篇报告中着重对戏剧创作进行了分析，从方法到体裁(悲剧、喜剧、正剧等)，文末他对戏剧创作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戏剧创作应该为科学斗争，因为如果剧作家不了解现实，他就是一个浅薄的人，他的色彩永远极其贫乏。他应该为技术斗争，否则它不能成为现实的表现者，不能成为真正的、熟练的创造者。我们为科学和技术斗争，是要提高我们这个特殊部门的水平，使它跟别的部门一同为社会主义服务”。⑨这样一来，卢那察尔斯基的讲话既为苏联剧作家们指明了工作方向，同时也给戏剧创作埋下了“千篇一律”的隐患。 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到来，苏联社会较之30年代，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此时，国家各项事业刚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卫国战争的胜利所带来的国际地位提升，极大增强了苏联人民的自信。随着解冻思潮的发展，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去斯大林化趋势明显。社会历史的变迁必将带来戏剧的创作观念的调整。此外，话剧院经济收益的现实问题不容忽视。由于剧本类型单一、剧目单缺乏新意所造成的苏联剧院上座率不足的问题⑩，已经严重影响各文化机构完成计划经济指标，引发了部分苏联剧院的经营危机。对此，国家文化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相关机构率先开始反思苏联戏剧的发展现状，针对苏联剧院缺少高质量的当代戏剧，批判苏联戏剧创作上的“落后”——甚至是像“莫斯科艺术剧院”“小剧院”“列宁格勒普希金剧院”等旗帜性的剧院，其剧目单也乏善可陈，更是说明了此时苏联戏剧发展中的严重问题。 对此，1952年4月7日《真理报》上的一篇评论将苏联戏剧界的发展问题归结为“戏剧创作跟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11)该报道指出，苏联戏剧创作落后的原因被归结为“剧本内容缺乏矛盾和冲突”，剧作家们绕着矛盾走。对此，相当一部分剧作家和评论家们甚至认为，苏联现实生活在戏剧中只有“好”和“更好”的冲突，没必要描写生活中的矛盾。这就导致了戏剧创作上的刻板印象，脱离现实生活、“无冲突”的戏剧(12)被大量制造出来——比如50年代出现很多“描写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农民的作品……写的是技术，讲的是竞赛、完成生产计划，但就是不写日常生活中的人，不提他们的文化素养，不谈他们的精神世界”。(13)1952年春，真理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可以视为联共(布)中央文化决策的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