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20-04-013 [主持人语]古代叙利亚地区位于“文明十字路口”的历史交通枢纽，彭树智先生将该地区东西方文明交往的结晶称之为“叙利亚—希腊文明模式”。这一地区的文明交往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汤因比以降，其特殊地位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共同关注。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重点专项课题“叙利亚古代史研究”团队对于这一主题的学术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本期特约编发的这组专题论文，是立足学术前沿、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郭磊、王新刚探究晚期青铜时代叙利亚地区诸王国的崩溃，阐述该时期叙利亚地区的历史变故及成因，重点分析文明因素在废墟上的新生。马锋深入挖掘5-6世纪拜占庭与萨珊波斯两次托孤事件所呈现出的拜占庭人的蛮族观，阐释了两国文明交往的路径。宋保军细致梳理了的黎波里伯国与马穆鲁克王朝的关系演变，探究其影响因素，发微其历史走向。这些研究成果从上古延伸到中世纪，囊括了宏观、中观和微观视域，有可能成为古代叙利亚史研究的抛砖之石。 主持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王新刚教授 公元前1200年前后，迈锡尼文明、赫梯文明、叙利亚诸城市国家和古埃及文明为代表的晚期青铜王宫文明先后灭亡或衰落。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近东地区延续近2000年的青铜时代的终结。晚期青铜文明崩溃之后，近东地区的社会生产、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进入所谓“黑暗时代”。但另一方面，王宫制度的崩溃改变了近东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古希腊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明形态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中发展形成。从“黑暗时代”走出的地中海文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P136)。 近东地区晚期青铜文明崩溃的原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国内学界主要秉持海上民族入侵导致诸文明灭亡的观点[2](P99,72)[3](P25,30)。郭丹彤[4](P148-152)、袁指挥[5](P92-95)分别以海上民族为视角探讨其武装入侵的动因及其对近东文明发展进程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海上民族入侵也是国外学界解释晚期青铜文明灭亡集中消亡现象的主流范式[6](P1-2)[11](P17-18)。而随着新的文献和考古证据的不断发现，马里奥·利维拉尼(Mario Liverani)[7](P67)和詹姆斯·穆利[8](P12)(James Muhly)提出了“晚期青铜危机”(Late Bronze Age Crisis)的概念，并指出这一时期的文明崩溃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海上民族。罗伯特·德鲁兹(Robert Drews)[9]和南希·桑达斯(Nancy Sandars)[10]的研究虽仍以海上民族为切入点，但同样关注自然灾害、内乱、武器等因素的影响。埃里克·克莱因(Erick Cline)和[11]伯纳德·科纳普(Bernard Knapp)[12]新近出版的专著，罗列梳理了晚期青铜文明崩溃的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指出晚期青铜文明的崩溃具有复杂的特征。而关于文明崩溃现象的具体影响，相关论述集中在近东古代通史类著作中[13](P202-206)[1](P136-148)，缺乏专门系统研究。 叙利亚地区①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之一，是重要的“文明交往十字路口”[14](P6)。一方面，在阿马尔那时代(Amarna Age)，叙利亚是地中海世界诸文明交融和碰撞的核心地区；在近东文明体系性崩溃的过程中，该地区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并留下大量文献和考古证据。另一方面，崩溃之后，叙利亚成为最早从“黑暗时代”中走出的地区，腓尼基人、阿拉米人和犹太人成为青铜王宫文明体系崩溃的受益者并在此后的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叙利亚这一“文明交往十字路口”为案例，探讨晚期青铜文明崩溃现象在该地区发生的背景及原因，并分析“崩溃”之后政治格局、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的变化对之后时代古叙利亚文明重构的影响。 一、危机年代：叙利亚地区晚期青铜文明崩溃的背景与过程 (一)阿马尔那时代后期叙利亚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与特点 近东地区青铜文明崩溃之前的时期一般被称为阿马尔那时代(前1550—前1200)。这一时期，地中海东部各文明交往密切并形成了区域性的国际体系——“阿马尔那体系”[15](P119)。公元前13世纪，埃及和赫梯成为阿马尔那体系的两大主导力量，叙利亚位于两大强权国家之间，成为埃及和赫梯争霸的焦点以及两国政治、军事博弈的缓冲地带。这一时期叙利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政治结构上呈现碎片化和二元统治的特点。在青铜时代晚期，叙利亚存在着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政治实体。这些小国以王宫为中心实行专制集权统治，国王对内统治相对独立。对外则以附属国(vassal state)的形式分别依附于埃及和赫梯，依附关系通过宣誓效忠和签署条约的方式确立。从阿马尔那档案文献反映的情况来看，小王(small king)和大王(great king)之间多以主仆相称，小王通过贡赋缴纳、承担一定的军事义务为代价换取大王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16](P111-115)。 其次社会结构呈现“中心—外围”的特征。社会生产活动围绕王宫为中心开展，军事贵族是维持王宫制度运转的重要保证，手工业生产者和商人生活在城市并为国王和贵族阶级的利益服务。农民居住在城市外围的村镇从事农业生产。以乌加里特(Ugarit)为例，有学者估算其城市居民约为6000人，而城市周边村镇的人口约为25000人[17](P103)。农民依附于王宫并受到国王的保护，而作为代价农民需向王宫上交剩余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