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所在与研究思路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桩尽人皆知的“学术公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下简称两《考》，或单称《伪经考》《改制考》)，是否分别源自廖平《辟刘篇》和《知圣篇》(以下简称两《篇》)?百余年来众说纷纭，可归结为四种意见：康有为“剽窃”说，廖宗泽、章太炎、钱穆等持论最坚；①康有为未“抄袭”说，以钱玄同、张西堂等为代表；②廖平“影响”康有为说，以梁启超、汤志钧、李耀仙、陈德述、马洪林、黄开国、陈文豪等为代表；③廖平、康有为“互有影响”说，蒙文通、杨向奎、章权才等略有论及。④前两说针锋相对，尤以《伪经考》与《辟刘篇》的关系为争议焦点，持后两说者也多论及。学界普遍肯定康有为的经学转向与廖平有关，也不否认两《考》与两《篇》的关系，只是康有为受廖平影响到什么程度，两《考》对两《篇》是“祖述”“渊源”“引申”“启发”，还是“脱胎”“剥取”“承袭”“剽窃”，各家具体说法不同。已有研究还呈现“左右袒”现象：廖平的研究者较多主张康有为“剽窃”说，或突出廖平对康有为速成两《考》、转治今文的决定性作用；康有为的研究者则较多主张“影响”说，既承认康有为转向今文受廖平启发，又强调康有为对廖平学说作了改造、发展，否认康有为“剽窃”。 这桩“公案”一直是廖平、康有为个案研究和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经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疑点。近些年来，房德邻、刘巍、龚鹏程、刘芝庆、苏全有等从康有为《教学通义》或《广艺舟双楫》入手，寻找羊城之会前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观念，重估廖平对康学的影响，对康有为“剽窃”说力作反驳。⑤黄开国则针对房德邻、刘巍新说提出异议，认为《教学通义》“较多地杂糅了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强调两《考》受到两《篇》影响，并将廖平“影响”说上溯到《教学通义》。⑥这些探讨各有新意，却未能裁断这桩百年悬案。纵观已有成果，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研究者不是从记载廖平、康有为“交涉之事”的原始文献出发，而是采信廖平及其门生等层累失真的记述，接受钱穆所谓廖平对康有为“剽窃”的控诉，以此为前提开展研究，包括比较两《考》与廖平《古学考》《知圣篇》的异同，结果只是对旧说的证实或强化。新近的研究同样忽视对廖平、康有为“交涉”直接材料的审辨，甚至概不取信，转而借重羊城之会前康有为的各种著述，仍未获得突破。因为探讨两《考》与两《篇》的渊源关系，《教学通义》或《古学考》《知圣篇》均非原始材料，《古学考》《知圣篇》经一再修订，夹杂着廖平经学“三变”思想，《教学通义》也可能混羼康有为后来的思想。对于这些变动性材料，已无法还原其旧貌，不能据以有效地解决争议。而廖平、康有为“交涉”的原始文献，尤其往返书信经过彼此质验，足资信赖。因此从其语境出发，解读其本意，足以探悉真相，破解谜案。 有鉴于此，本文拟定如下思路：首先，追溯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问题如何从传闻演绎成“学术公案”，明悉由来，破除旧误。其次，审核羊城之会相关史实，对廖平是否以两《篇》出示康有为、两《考》是否羊城会后始撰作考证，揭明关键事实，实现根本突破。再次，重读廖平、康有为“交涉”基本文献，将历来指证康有为“剽窃”、两《考》“祖述”两《篇》和两人学术存在渊源关系的各种证据、证词细作辨析，察其原意，纠正误读、曲解。换言之，通过还原史事和细读文本，弄清两人“交涉”的始末与真相，对这桩百年悬案作出裁决。 二、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的形成 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问题从最初的传闻，经持续发酵、不断演绎，最终变成“学术公案”。以下分两个时段略作追溯。 其一，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问题先从传闻迅速介入现实，续经廖平等人大肆渲染而被坐实，在他去世后更广泛流传廖平“影响”说和康有为“剽窃”说。 廖平、康有为羊城之会以来，最初传闻如廖平所说“人有向秀之谤”“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⑦谣传廖书被抄袭，但不明所指。随着康有为大肆宣扬“素王改制”说，社会上又流传康学源自廖平。如丁酉(1897)六月《湘学报》宣传“素王改制”，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湖南学政江标，直言“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⑧湘省名儒皮锡瑞十二月又载：“梁卓如送来《新学伪经考》，又从黄麓泉假廖季平《古学考》《王制订》《群经凡例》《经话甲编》。康学出于廖，合观其书，可以考其源流矣。”⑨通过合观两家著述，确认康有为讲《公羊》改制源出廖平。戊戌(1898)春夏间，康学风靡湖南，叶德辉大加批驳，特意提到：“尝考康有为之学，出于蜀人廖平，而廖平为湘绮楼下楼弟子。渊源所自，咸有闻知。”⑩七月间，湘抚陈宝箴奏请将《改制考》毁板，指出“此书大指推本《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春秋繁露》，近今倡此说者为四川廖平，而康有为益为之推衍考证。其始滥觞于嘉道间一二说经之士，专守西汉经师之传，而以东汉后出者概目为刘歆伪造”，(11)牵连而及“新学伪经”说。廖宗泽记戊戌政变后之事说：“门人施焕自重庆急函至，谓清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说始于先生，请速焚有关各书。”(12)从“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到“外间盛传康说始于先生”，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问题数年间从传闻介入现实，干扰廖平的生活与学术。 戊戌政变后，廖平惧祸自危，指使门人、子侄编撰多种著述，斥责康有为“祖述”廖平书稿而宗旨迥异，滋生流弊，刻意与康学划界以避祸。如1899年施焕等说：“东南文士祖述《知圣篇》，其弊已著。……至改制旧说，外间著有专书，违其宗旨，背道而驰。”(13)貌似泛泛之谈，实指《改制考》抄袭。廖平1901年更向张之洞倾诉“受业早年未定之说，为外人所攘窃”，(14)责斥康有为“攘窃”《知圣篇》稿本。《家学树坊》还讥贬《伪经考》“窃人之说”，(15)扩大康有为“攘窃”范围。1906年，廖平与门人编成《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其中《二变记》夹注提出“外间所祖述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16)廖平等屡斥两《考》“祖述”“攘窃”两《篇》而宗旨乖谬，力辟康学以自明，结果适得其反，自我坐实了外界传言。随着《家学树坊》《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广泛流传，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竟成外人津津乐道的“事实”。如1918年四川《戊午周报》刊载《井研学案》，叙述经学“二变”：“《辟刘篇》又名《古学考》，以古文家《尚书》、《毛诗》、《左氏》、《周礼》其原流皆晚出伪说。力反秦火经残之论，以为诸经皆全文，《诗序》、《尚书序》皆歆弟子伪撰，《周礼》为《逸礼》，与《王制》同，其异者皆歆羼入。……此说为南海之所宗法，南海之《孔子改制考》宗《知圣篇》者也，其《新学伪经考》宗《辟刘篇》者也。”(17)虽将《二变记》“祖述”换成“宗法”，但强调廖平、康有为学术先河后海，可谓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