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思想的历史中发现哲学问题，又基于哲学的理论以分疏思想的历史，是哲学研究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①一书在这方面作了值得注意的探索。该书既是一部哲学史的著作，也体现了哲学理论的意涵和比较的视野，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作者黄勇教授哲学研究的特点。在哲学的不少领域中，黄勇教授都作了十分扎实的工作。从研究进路看，他的研究方式蕴含着比较普遍的哲学意义，以此为视域的研究工作，也呈现了学术上的积累性和建设性。 具体而言，上述进路首先表现为哲学的历史与哲学的理论之间的沟通。《当代美德伦理》一书涉及儒家哲学的不同方面，看似属于历史性的研究，但其中又处处渗入了不同的理论视域，而不同于就史而论史。与通常单一的、表面化的历史考察不同。黄勇教授的哲学史研究，包括《当代美德伦理》一书中对儒家德性伦理的研究，总是注重于理论的诠释。从该书的主题来说，其内容无疑属于历史研究，但是，他的研究又是基于德性伦理学这一理论的关切，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围绕德性伦理领域的相关问题而展开。这样，一方面，理论的考察并非凭空发生，具体的哲学思考总是基于中外思想成果的历史积累。另一方面，对哲学历史问题的考察，又是基于理论的视角。以哲学理论与历史的互动为取向，研究的过程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理论的视野。 同时，黄勇教授的研究还体现了中西哲学的背景。中西哲学之间如何互动，一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现在年轻一代的学人有时候会偏向过于强调中国本位，而对于其他的哲学思想传统，往往持疏离的态度，对他们而言，如果联系其他哲学背景、概念、理论，似乎就会把中国哲学原有的个性特点消解了。这种进路常取“以中释中”的形式，其中包含比较明显的研究偏向。事实上，今天谈哲学，应该关注王国维在20世纪所提到的观点，即学无中西。按王国维的看法，在中西之学彼此相遇的时代，二者已难以截然相分，盛则俱盛，衰则俱衰，仅仅固守某种单一的思想形态，无论是中国传统下的思想，抑或西方传统下的哲学，都将是一种片面的取向。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西方的哲学家，同样存在类似的偏向。他们固然重视自身的传统，但对于西方之外的其他思想传统，包括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化，往往缺乏必要的关注。由此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思想资源的贫乏化。考察现代西方哲学，可以注意到，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哲学家渐渐谢世后，晚近的哲学界几乎没有出现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哲学家，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忽略多样的哲学资源，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如果西方主流哲学家能够对中国哲学这一类“他者”资源也给予充分关注，则现代西方研究或可别开生面，其格局也会有所不同。 关于中西哲学的关系的考察，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通常会提及中西哲学之间的比较，这种比较又每每被理解为：中国哲学在什么方面和西方哲学具有相同之处？在哪些方面又有相异之点？如此罗列同异，常常难以真正把握中西哲学比较的重要之点。中西哲学的比较需要回到哲学的问题，进行比较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相关的哲学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黄勇教授也有较为自觉的意识。 如果具体地考察黄勇教授的关注，便可注意到，一方面，他注意运用西方哲学的某些理论、概念来回溯中国已有的传统，由此进一步揭示这一传统中隐而未现的意义，敞开其在原来单一的视域之下难以真正被把握到的内涵。这可以视为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以深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另一方面，黄勇教授又注意用中国哲学的资源去回应西方哲学的问题。西方哲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诸种问题，仅仅限于西方哲学自身的传统，往往难以走出理论的困局，从中国哲学出发、运用中国哲学的资源加以回应，则常常可以发现解决问题的某种线索，由此获得新的理解。考察黄勇教授的哲学史研究，便可以发现，他每每指出西方哲学在相关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从西方哲学本身来看或许无法得到较好的解决，但运用中国哲学资源，则至少可以给出一种解决方案。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无疑展示了中西哲学互动的更深层的意义：它既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也有别于仅仅的着眼于表面上同异罗列，而是注重于推进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理解。 从《当代美德伦理》来看，厚厚一册，对儒家德性伦理的论述非常详尽。儒家在美德伦理领域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重要的人物、学派，以及他们在理论上的不同贡献，在该书中都作了十分细腻的梳理。同时，西方美德伦理在展开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质疑、困难、问题，以及中国儒家在德性伦理方面所作的考察对于回应和克服西方美德伦理中的问题和缺陷可能具有的意义与贡献，该书也作了很多具体的分析。显然，这一著作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对作为历史学派的儒家德性伦理所作的梳理，而是同时也表现为基于相关理论问题的新思考。就一些具体的问题来说，该书区分基础主义的形而上学与解释性的形而上学，无疑是一种比较新的提法。对形而上学作基础主义的与解释性的分别，在这一基础上再去具体分疏诸如朱熹的理学等儒家思想演化的意义，将后者放在一个比较的脉络中，进而考察其可能具有的理论贡献。这既展现了解释朱熹思想的新视野，也体现了对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研究的新的理论境界。 当然，从学理的角度来说，该著涉及的一些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思考。以该著提到的德性伦理而言，其中也存在值得再思的方面。从伦理学上看，在现实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德性和规范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德性伦理追问的问题主要是“成就什么”，其取向是通过成就人来担保完善的道德行为。规范伦理所关切的则是“做什么”，其理论指向更多地从具体行为的考察入手，并趋向于以普遍的规范来保证行为的道德性质。然而，就其现实性而言，与“成就什么”相关的德性与涉及“做什么”的规范，在道德实践中无法相分。以道德哲学为视域，道德行为既离不开德性，也无法游离于规范，无论从历史的层面看，还是就现实的过程而言，德性和伦理之间本来是相互统一的。一方面，德性既关乎个体的情意，也涉及理性的内容，后者所体现的，往往是伦理规范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规范唯有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意识，才能实际地制约其行为，这种内在道德意识，同时构成了德性的一个具体方面。在这里，德性与规范更多地呈现相互统一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