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1-0094-10 人们对于空间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弱(无)政治阶段。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将空间视为自然的、中性的地理式产物，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空间与时间、历史、政治的关系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第二，中性的方法论阶段。诸多学者试图将空间的思维方式引入社会历史分析当中，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指认了空间与实践和政治的关涉维度[1]1，福柯等学者从空间入手具体分析空间权力的运作方式。第三，强政治阶段。亨利·列斐伏尔将政治引入了空间，对空间进行政治化的考量，指出空间“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62。这些研究无疑都影响到了人们对空间乃至对城市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空间与政治关系的解读，单一的“城市权”“城市革命”“空间剥削”等空间的激进化理解恐怕不妥，更为适应现阶段美好城市建设目标的是寻求一条非革命的城市研究的政治哲学理路。事实上，城市哲学视域当中的空间政治哲学研究在表达方式上，已经以一种隐而不显的方式出场，其政治性特征隐藏在城市诸多客体要素的分析之中。譬如，街道即是一个空间政治性显现的微观分析对象，街道规划可视为一项带有政治性的空间策略行为等。从街道这一城市研究对象入手，综合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分析空间政治哲学中的公共性概念，能够见微知著，析出一条研究空间政治哲学的微观理路。对于这一主题的探讨，将有益于人们对城市研究的多样化理解，找到实现城市美好生活的可行路径。 一、“奥斯曼街道改造计划”呈现的政治性症候 19世纪50到70年代，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和拿破仑三世规划了法国规模最大的都市改造事业——奥斯曼工程(又称豪斯曼、欧斯曼、巴黎改造等)。该项工程拆除巴黎拥挤和脏乱的中世纪街区，代之以宽敞的林荫大道、公园、广场、下水道以及向巴黎周边地区的拓展工程，等等，这场轰轰烈烈的街道改造工程使巴黎成为现代都市的典范，影响深远。然而，历史地看，奥斯曼工程最初不过是拿破仑筑造丰功伟绩的一部分，其建造过程受政治目标影响，某种程度上沦为当权者维持政权的手段。19世纪的巴黎工人运动使拿破仑三世终于下定决心改造巴黎街道，“我想把这些垃圾统统清理掉，把那些密不可破的堡垒分而治之，我希望笔直的街道将贫民窟切割开来，好让我的大炮能够发挥威力。然后我们再看看，他们还能发动什么所谓的革命”[3]116。由此看来，奥斯曼工程中修建的又长又直的街道不过是阻止凡尔赛军队前进的屏障，是在政治目的的主导下的军事钳制活动。街道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阻挡工人运动，捍卫帝国政权的作用，其建造伊始即包含了浓烈的政治性意味——笔直宽阔的街道“使街垒战难于进行”[4]302。 除政治目的外，“奥斯曼街道改造计划”还在结果上“造成一个依赖于政府的特殊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无产阶级”[4]302。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这部分人从巴黎市中心的洞穴和地窖中被赶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林荫大道和洁净公园。林荫大道将混杂在一起的贫困街区改造成了富丽堂皇的建筑，工人阶级像瘟疫一样地被迁到郊区，形成了新的溃烂之地。林荫大道“在最贫困的街区炸开了一个个大洞，使得穷人们能够穿过这些大洞，走出他们的被破坏了的街区，第一次发现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的其余部分和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5]196。在这一意义上，作为现代代表的林荫大道揭开了城市的阶级溃疡。 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政治结果，都以附加给人的政治性身份为前提——阶级。林荫大道在为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划界的同时成了阶级身份在城市生活的具象表现。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将这种阶级分裂视为“现代城市中的表露开辟了现代自我内部的新的分裂”[5]196。此时，个人的快乐开始显现为阶级特权，而“中产阶级害怕城市大众，他们希望梦想有秩序的健康的公共空间”[6]11。一个借由林荫大道创造出来的充满现代感的分裂世界显现了出来，颇具政治意味。“一个在空间和社会上分割的世界：人们在这儿，车流在那儿；工作在这儿，家在那儿；富人在这儿，穷人在那儿；隔开两者的是草地和混凝土，在那里光环能够开始在人们的头上重新闪耀。”[5]196某种意义上，奥斯曼街道改造过程中呈现的政治目的强化了现代性的症候，带来了一场悲剧性嘲弄，即城市越现代化(建筑与街道变得现代)，就越有助于摧毁其原本希冀的平等都市生活。 不仅如此，随着街道上的空间障碍被进一步清除，“奥斯曼街道改造计划”在其形成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甚至相矛盾的政治症候。一方面，中心与边缘的矛盾症候应加以识别。统治阶级在城市改造计划中有意地塑造城市中心指挥权力和政治决策的功能，“旨在巩固都市的政治中心和决策中心”[8]117，满足统治者对社会空间的支配性意愿，城市最终呈现出了被规划的策略性面貌。“奥斯曼街道改造计划”在清除掉破败街区的同时重新对城市进行了支配性整理，最终形成了以凯旋门为中心，十二条大道呈辐射状向四面散开的网络状街道。然而，吊诡的是，在奥斯曼街道改造计划中，空间中心被不断塑造出来，但人却被分散了，特别是工人被疏离于都市的中心。恩格斯作为奥斯曼的同时代人，曾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悲愤地描述这项街道改造计划：“我所说的‘欧斯曼计划’①，是指把工人区，特别是把我国大城市中心的工人区从中豁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这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样：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4]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