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疾病，尤其是大规模的传染病、瘟疫，是人类“种群记忆”中无法磨灭的梦魇。在当代人所理解的古代历史中，城市是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剩余产品、货币、宗教人员、世俗权威、军事力量、司法机构、学校和意识形态家们通常都在那里聚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爆发在城市中的瘟疫不仅会造成人口锐减，更是影响了城市治理、社会组织和宗教观念。①因此，在古代人看来，城市与疾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共生关系，城市的罪恶或渎神滋养了疾病，而疾病带来的毁灭又让城市得以重生。然而，这种共生关系并没有随着古代社会的终结而消失。 一、道德与规训：早期现代城市及其疫病的启蒙言说 在现代社会的“幼年期”——启蒙时代，科学与理性开始代替中世纪的宗教意识，成了重释历史和现实的基本原则。在这一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快速发展，巴黎和伦敦的城市规模开始急剧扩张。一边是君主、贵族和文人沙龙的光鲜外表，一边却是大量赤贫阶级的饥饿、拥挤和污浊。尽管中世纪关于城市之罪恶和瘟疫的关联已经被启蒙意识所否定，但是疾病和瘟疫仍然在城市中肆虐。以至于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城市本身已经被视为癌症的隐喻。尤其是大城市，完全成了一个异常的社会环境，在那里充满了不自然的增长，以及奢侈和纵欲的激情。② 通过现代医学和卫生学的知识，今人当然可以非常容易地分析早期现代城市疫病频发的现象。但是对当时的市民而言，各种造成短寿的疾病之所以“偏爱”城市，则更多是由于道德的因素。最为常见的解释是城市从各个方面造成纵欲的生活方式，毁坏市民的身体。在17世纪，病态并非是一种完全与健康对立的状态，通常被系统地定义为正常状态的偏离。人们更多不是用异常和障碍，而是用过度(hyper)或不足(hypo)来描述病态。(参见康吉莱姆，第13页)在启蒙时代的人文学者看来，正常城市之所以会陷入疫病，主要原因是由财富和消费带来的过度行为。许多启蒙学者认为城市所聚集的大量工商业财富或“非生产性财富”是罪魁祸首，因为这种财富只有在“土地提供的收入的帮助下才能产生”，并且只能“用于消费”。(魁奈，第178页)这种观点并非只是魁奈等重农学派的一家之言，而是20世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共识。③因此，相比围绕生产的乡村生活，城市生活的一切内容和安排都充满了消费和金钱的气息。包括商人、贵族和士兵在内的“非生产阶级”，一旦积累起了大量货币，就使得过度消费和欲望成为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在18世纪被启蒙学者辨识为布尔乔亚，形成了无数在纵欲中损毁身体的年轻人的文学形象。卢梭认为，相比巴黎等大城市的居民，乡村和小镇居民“欲望比较少”(卢梭，2011年，第93页)，因此拥有更为健康和恬淡的生活。他甚至认为这种体魄和精神上的差距从襁褓中就已经产生了：大城市的妇女，为了追逐无休止的城市社交活动，不惜用襁褓束缚婴儿的手脚，让保姆剥夺母子间自然的交流——“那些残酷的母亲”所创造的一切人为的舒适环境“把婴儿身上的毛孔打开，让各种各样的疾病侵袭，使他们长大的时侯，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品”。(卢梭，1978年，第22页)另外，城市生活扰乱了人类自然的作息时间，没有乡村生活那般“单纯和自然”，始终无法“免于事物的纷扰和动乱”。这种纵欲和非自然的城市生活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甚至衰退。在卢梭看来，城市的“慢性病症”就表现在“年轻人很早就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他们不是在成长而是在衰老”。(同上，第294页)这些在魁奈笔下被称为“城市的不结婚而过着放荡生活的人”(魁奈，第97页)，到了19世纪仍然被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视为人口增长的阻碍。在马尔萨斯所列举的造成较高死亡率的“罪恶或苦难的各色各样的原因”当中，就包括“大城市的拥挤，各种各样的过度行为，连串整套的普遍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马尔萨斯，第9页) 启蒙时代的观点当然十分容易就被当代科学和医学理论所证伪。但是，这些观点原本就是象征性的，并没有试图成为一种自然科学。启蒙学者不过是把城市及其疾病作为一种隐喻，借以完成对新道德和新秩序的建构。污秽和疫病流行的城市，不过是被启蒙学者作为论据，而对城市的道德批判只是启蒙意识形成的一个环节。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这些作为公共灾难的疾病的隐喻被学者用来判断社会的“健康状况”。(cf.Sontag，p.72)事实上，这种隐喻式的方法早在修昔底德、卢克莱修和维吉尔等古代学者对城市瘟疫的描述中已经被运用了(cf.Hope，p.4)，他们以城市疫病的呈现引发了人们对道德崩溃的警醒。但是到了启蒙时代，由于市民社会和主体意识的发展，这种具有普遍性的隐喻很快就获得了个体化的理解和衍生。这些隐喻从哲学家的书房走向了社会，阶段性地引发了公众对自然与技艺、乡村与城市、自发与理性的辩论，以及众多充满田园诗意的文学作品。经过文学转述的城市与疾病的隐喻和乡村与健康的道德理想，不禁让人们回想起荷马和维吉尔笔下的田园，在那里，人的自我是完满的、纯洁的、与自然同一的。当然，浪漫主义文学对城市的鄙薄和对田园的推崇具有更多现代的道德诉求。比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描述的庆祝基督复活的乡间活动：“走出散发霉味的平房，走出做工和营业的作坊，走出逼压的山墙屋顶，走出狭窄拥塞的街巷，走出阴森昏暗的教堂，大家都出来沐浴阳光……这里是人民真正的天堂。”(歌德，第47-48页)而“讨厌任何粗鲁”的“城里人”瓦格纳则显然遭到了歌德大篇幅的讽刺。又例如拜伦在《唐璜》中写道：“当大自然披上了美丽的服装，人们却埋首在挥汗的城市里倾听着既无趣又不智的辩论，或者在川流不息的马车里劳碌奔波。”(拜伦，第122页) 浪漫主义学者始终将乡村言说为摆脱了城市布尔乔亚及其污浊之气的空间，并且展望一种回归自然的、服从感官的生存状态。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的叙事掩盖了事实。黑格尔颇为“唯物主义”地指出了浪漫主义的理论缺陷。浪漫主义者所吹嘘的“感官事物”在乡间、野外和丛林中不断否定自身，因为动物(或者“野蛮人”)并不把感官事物当作“自在的存在”，而是“对它们的实在性感到绝望，有充分信心把他们消灭……毫不客气地去对付它们，把它们吃掉”，这才是自然界展示的“感官事物的真理性”。(黑格尔，第72页)然而，抽象了这种真理性的浪漫主义最为显著的社会影响并非体现为一些布尔乔亚对乡野的向往，而是在政治领域，尤其是现代人类史上生产、消灭“他者”的悲剧。在中世纪，由于教权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使得犹太人始终被认为是潜在的道德败坏者，他们不仅在心灵上是不洁的，而且会招致毁灭城市的瘟疫。(cf.Sontag，p.84)到了19世纪，由于浪漫主义者将启蒙意识的辩证性取消，尤其将卢梭笔下自然人和公民的论证链条打碎，人们再也无法审慎地面对城市疫病之下生产、习俗、政治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了。否定性的——而非辩证性的拒斥和激情，关于民族起源的荒野想象及其神圣智慧，代替了中世纪的宗教和启蒙理性主义，成了浪漫主义推动下人们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随着城市进入了垄断资产阶级时期，掌握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绝对权力的资产阶级，以及狂热于浪漫主义想象的市民，终于再一次找到了造成疫病的“他者”，亦即犹太人。这种通过生产“他者”转移城市内部危机(包括疾病、暴力和失业)的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今天资本主义城市的民众虽然不再重复犹太人是吸血鬼、鼠疫携带者的“不那么古老”的陈词滥调(Haraway，p.215)，但是却部分地认为新的“他者”——移民、流浪汉、有色人种是一切(生理的和社会的)疾病的罪魁祸首，需要被隔离、禁锢和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