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伦特劳动私人领域的界定及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 阿伦特是西方政治哲学公共性思想的开创人物，但其在《人之境况》等著作中，根据自己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定，最终把劳动归结为私人领域，并对马克思的劳动观进行了批判。在此，阿伦特认为，“私人”既意味着“被剥夺”，“被剥夺了从被他人看到和听到中产生的实在性；被剥夺了一种在一个共同事物世界的媒介下形成的，使人们彼此既联系又分离的‘客观’关系；被剥夺了赢得某种比生命本身更长久的事物的机会”。①因此，私人的意味着他人的缺席，意味着无法显现，“他存在就如同不存在一样”，他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对他重要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无足轻重。阿伦特把劳动归结为私人领域，根据三个理由：一是劳动产品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劳动以及劳动者(或劳动动物)受制于必然性，劳动动物缺乏自由；二是劳动产品是消费品，消费品的非持久性和自然性决定劳动不属于公共领域；三是劳动或者劳动产品不依赖于他人存在，属于私人的，具有很强的个体生命意义，对他人而言不具有实质意义。劳动私人领域的判断和劳动市民社会领域的判断内在关联，特别是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属于政治领域，而劳动属于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 阿伦特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观其实就是批判马克思劳动观的僭越。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并一再强调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这样，按照劳动私人领域的判断，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实现自由的根源就是自相矛盾的。对此，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对待劳动的态度(从而也是对待他思想的核心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混乱的。劳动既是‘自然所强加的永恒必然性’，又是最人性的和最富生产性的人类活动。可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革命的任务却不是解放劳动者阶级，而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取消劳动，‘自由王国’才能代替‘必然王国’。因为‘只有在被需求和外在效用所决定的劳动状态终结之处，自由王国才开始’，在那里，‘直接肉体需要的统治’就终止了。”②他认为，马克思在此出现了显著的自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即使在二流作家那里也很少出现，而在马克思那里却构成其核心思想。接着，他写道：“事实是在他作品的所有阶段，他都把人定义为劳动动物，然后又从中导出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这种最伟大最人性的力量不再是必须的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选择：是要生产性的奴役，还是要非生产性的自由。”③ 阿伦特指责马克思劳动的自相矛盾其实也是劳动的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她认为，马克思一方面把劳动看作生产物质资料、生活资料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将劳动视作实现人的自由、使人从繁忙的物质资料生产中解脱出来的革命实践。这种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和创造闲暇的劳动是自相矛盾的。对此，阿伦特指出：“因为认为劳动活动本身是人类必然的屈服——传统印象中的概念，与把劳动看作人类最高的积极的自由、具有生产性质的自由那种近代的观念之间，实际上有本质上的势不两立的地方。”④ 阿伦特建构政治公共领域的宗旨是人的解放，是对资本逻辑的技术理性、工具主义的批判，从这一点来看，阿伦特和马克思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对此，徐亮指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个体主义的批判与阿伦特对资本主义原子化个体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他们均反对资产阶级启蒙精神所主张的极端主体性，认为人应该是社会性存在。”⑤如果从人的解放来看，马克思劳动理论是最彻底的解放理论。因此，其劳动公共性应该代表最广泛的、最彻底的公共性。既然如此，为什么阿伦特在建构其政治公共领域时还特意把劳动划归为私人领域，并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自相矛盾呢？一方面，这说明马克思劳动理论是阿伦特政治公共性理论建构的基础，阿伦特要通过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来实现其政治公共性建构，对此，徐亮认为，“阿伦特的行动政治观是马克思的劳动政治观与实践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回响”；⑥另一方面，这也说明马克思劳动公共性是根本不同于阿伦特的政治公共性，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具有深刻的误解。 公共领域建设是当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议题。相对于西方政治公共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应该具有更高层次，更能体现人类社会的解放。而这种公共领域的建设必定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公共性。因此，无论是反驳西方政治理论的责难还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对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从马克思劳动理论形成过程，即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和斯密劳动理论的批判继承角度，来梳理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的批判性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回应阿伦特劳动私人领域批判。 二、“本源劳动”批判“中介劳动”：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的政治哲学建构 黑格尔的劳动观念辩证法表现为“中介劳动”运动，即劳动成为个人需要体系(市民社会)上升到政治国家(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的中介环节。黑格尔的“中介劳动”与斯密的“交换劳动”具有密切关系。白刚认为，黑格尔劳动观是斯密劳动价值论的“观念性模仿”。⑦对于这种关系，从黑格尔“市民社会的人”与斯密“交换劳动的人”的一致性中也能得到充分验证。《法哲学原理》对“市民社会的人”的描述是：“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⑧此处的人和斯密所例举的“追求奢侈生活的地主”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毫无区别。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的批判性建构也是从黑格尔“中介劳动”批判开始，通过批判“中介劳动”实现其劳动公共性的政治哲学建构。因此，“中介劳动”和“交换劳动”的一致性也为马克思整体而科学地建构劳动公共性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