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界在讨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时，通常是从政治经济学这一角度入手，分析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层面上的分歧，以及马克思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其中，劳动价值论始终构成这类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主要在于，这一理论未能全面地揭示价值或财富的源泉，因为劳动在没有“注入”客观对象的情况下是创造不出任何产品的。尽管从经济学视角理解马克思的上述批评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仅从这一视角理解马克思的批评是否充足？ 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还是早已溢出了这一领域？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展现的那样，不论经济学讨论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占有多么大的比重，这也不足以证明其理论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优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型经济学理论。虽然价值、商品等构成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共同话题，但经济学家的任务是为经济学范畴提供严格的科学界定，并借助这些范畴解释现代世界的经济结构；马克思的任务则是批判的和解构的，他向世人传达的是经济结构中隐蔽的一面和本质性的内容。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批评，必然将超出经济学的内部争论，而关涉经济学之外的其他视角。 另一方面，劳动价值论与劳动所有权原则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批判带有明显的政治哲学意味。只要我们对劳动价值论稍作考察，就可以轻易地发现洛克所提出的劳动所有权原则构成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石，或者说，要想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劳动价值论，不应当脱离劳动所有权原则这一政治哲学背景。不仅如此，鉴于马克思非常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清楚地了解劳动价值论与劳动所有权原则的内在一致性。因而，他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批判，同时也是关于劳动所有权原则的政治哲学批判。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关于所有权原则的批判，正是本文尝试完成的理论目标。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政治哲学、法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在所有权与自由、①所有权与公平正义②等问题上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与以往的这些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是，其一，本文将明确区分所有权原则与其实践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区分马克思关于所有权原则及其实践效应的不同态度，并将马克思批判的对象设定为所有权原则的实践效应而非这一原则本身。由此，尽管本文将一再地回溯到“马克思与道德”“马克思与正义”这些典型的政治哲学讨论，但是，本文将侧重于从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关系入手，重新考察马克思针对所有权原则之实践效应的批判。其二，本文的立足点既非纯粹的经济学也非纯粹的政治哲学，而是在经济学批判与政治哲学批判的不断往复中，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展现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劳动所有权问题上的理论交锋，展现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之总体方向与具体策略的关注。 之所以要采取上述非典型的政治哲学论证方式，主要是因为既有的研究成果未能完全解答下述疑问：根据现有的文献，马克思确实多次提到劳动所有权原则，但直接针对劳动所有权原则的批评却极为鲜见；进一步而言，按照劳动价值论与劳动所有权原则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从不讳言劳动价值论之缺陷的马克思，本应明确指出劳动所有权原则的症结，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言之，马克思对待劳动所有权原则的态度是模糊和不透明的。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要追问的是：马克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批评劳动所有权原则？马克思所批评的，究竟是劳动所有权原则，还是劳动所有权原则在特定条件下所触发的实践效应呢？为了回应这些问题，则要先置身于一个更广阔的理论图景。 一、两种致思路径：理论与实践 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来，马克思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总是夹杂着对纯粹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不满，而且，这类批评还或明或暗地关涉针对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从表面上看，哲学与经济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那么，马克思为何屡次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思辨的唯心主义视为同类批判对象呢？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思辨的唯心主义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在宽泛的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都是纯粹理论的代言人。这一断言绝不是要否认古典政治经济学或黑格尔哲学所蕴含的丰富现实内容。毋宁说，它旨在强调，这两种理论形态在面对那些与其理论原则不一致的现实情况时，会毫不犹豫地维护理论的圆融性和系统性，而将那些不合乎理论原则的现实情况贬低为偶然的、个别的、意外的和反常的情形，从而被驱逐出严肃的理论讨论。即使是费尔巴哈这样的唯物主义者，也曾被马克思明确地批评过。 反之，马克思不是一位纯粹的理论家。尽管他尊重甚至赞赏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若干理论努力，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反对理论的这种优先性地位，强调将实践领域作为裁决理论的最终标尺。就本文而言，当劳动与所有权的现实关系表现出不一致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这种不一致排斥在经济学考察之外，使其变为私人的、偶然的道德选择的结果。马克思则将这种不一致视为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并通过深入地考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一致关系，从整体上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完成现实批判。 一个附带的问题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马克思为什么要以实践作为从事理论研究和判定理论得失的最高尺度呢？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普遍的理论原则与具体的实践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已经被关注到了，但这种紧张关系主要是在政治—伦理的实践领域中被考察，现代意义上的、更为宽泛的实践领域尚未进入哲学家的视野。直至马克思生活的现代世界，当实践逐步拓展到物质生产实践，并使政治—伦理实践不断受到经济实践影响的时候，③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问题也从政治哲学的问题演变为一个更为普遍的理论问题。概观这段哲学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理论原则总是抽象而普遍的，实践领域则是具体而特殊的；当理论试图以优越者的姿态说明、解释和评价实践领域时，理论与实践就必定发生不一致的关系，而且最终是以丰富的实践领域屈从于理论原则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