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的儿童社会化与家庭的关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全华(1964- ),男,江西南昌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师教育、基础教育改革研究,E-mail:wuqh@scnu.edu.cn(广东 广州 510631)。

原文出处: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每一个体的儿童期的社会化都尤为重要。对儿童社会化与家庭的关系做改革开放前后的纵向宏观视野的考察、探讨,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儿童社会化与家庭关系的认识。改革开放前,城乡家长普遍不强调儿童游戏中使用的玩具的教育作用,无家长在场陪护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集体游戏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方式;由于家庭的多子化,不易出现父母溺爱子女而导致儿童不良社会化;儿童家庭劳动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国家将家庭高度组织起来使家长无更多的时间、精力顾及子女的教育。而改革开放后,家长普遍自觉地赋予儿童玩具以教育意义,儿童无论在校外何种空间、何种形式的游戏几乎都是在成人的注视下进行的,这促进了儿童的社会化,但限制了儿童游戏的自发性、自主性,弱化了儿童早期社会化的生命活力;作为家庭主动少子化前提的观念、情感成为阻碍儿童道德成长的力量;由家庭成为独立的教育机构和家庭儿童独立书房所表征的家庭教育化,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利弊兼陈;儿童家庭劳动的极度萎缩,严重制约了儿童的人格发育;祖父母照料孩子作为家庭养育孩子的主导形式,极大地弱化了儿童社会化的文化涵化。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0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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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20)03-0001-10

      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文化的过程。”[1]尽管社会化贯穿于每一个体的整个一生,但每一个体的儿童期的社会化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每一个体整体社会化和适应社会的前提,也是每一个体健康发展、幸福生活的基础;而社会化之社会是动态、变化的,或者说社会是历史性的。每一个体儿童期的社会化的重要性和社会的历史性决定了无论何时研究儿童的社会化都是必要的。就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外有关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学科视角的儿童社会化与家庭关系的探讨,可谓不胜枚举。但已有研究缺乏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①儿童社会化与家庭关系的纵向宏观视野的探讨。本文试从改革开放前后这一纵向宏观视野出发,探讨我国儿童的社会化与家庭的关系。这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儿童社会化与家庭关系的认识,进而有助于更好地促进儿童的社会化。

      一、儿童的社会化因儿童的玩具、使用玩具做的游戏及与家长之间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儿童“在社会化进程中,模型、方式、方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玩具所具有的优势所在(绝对不可小觑)。”[2]这意味着我们要认识儿童的社会化,就必须考察儿童的玩具。而儿童的玩具是儿童游戏中的玩具,因而考察儿童的社会化,玩具是重要的对象,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考察儿童借助玩具的游戏方式、方法。

      改革开放前,儿童的玩具及儿童藉助玩具的游戏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儿童游戏中的玩具往往是一些“七零八落的玩意儿”。这是因为他们的玩具大部分是自制的;并且,儿童自制玩具的材料很简单,往往是就地取材,如男童用柳树枝条编织军人行军、打仗时使用的掩蔽帽,用木棍、竹棍自制玩具枪;女童用家里废弃的布片制作沙包,用皮箍自制橡皮筋游戏使用的皮筋;等等。他们自制玩具的过程既是原始的创造性的社会化过程,也是获得强烈成就体验的过程,这种成就体验或成就感成为他们日后创造能力发展的元动力。第二,城乡家长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儿童的游戏及游戏中使用的玩具有多大的教育意义,所谓专门的益智玩具少而又少。尽管如此,儿童却在自己使用玩具的游戏中自主地模仿社会交往,自主地实现他们早期的智力、品德的社会化。第三,儿童的游戏与自然的联系十分紧密。这体现为他们经常沉浸在与自然的密切交往中,在自然界中寻找游戏中的玩具。这无疑增进了他们对自然的体验和认识,成为他们在校学习文化知识的基础,或者说成为他们经由学校教育进行社会化的基础。第四,完全没有家长在场陪护的自发的个体游戏和自发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集体游戏是他们获得快乐和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他们游戏的场地可以是居家附近的街道、房前屋后,也可以是田间地头,或者是更远的地方。在完全无家长在场陪护的情况下,儿童经常是三五成群地尽情玩耍,如捉迷藏、撞拐、跳橡皮筋、跳方等。正因为如此,尽管那时儿童生活的物质条件是比较贫乏的,但快乐却是丰满的。这种充满快乐的游戏既增强了他们的体质,也促进了他们智力、道德的社会化和情感的健康发展。可以说,儿童校外受同侪团体影响而社会化的方式主要是他们自发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集体游戏。

      与以往不同,1970年代末以来,儿童的玩具和借助玩具的游戏有了巨大改变。一是儿童在游戏过程中玩具的种类、数量、来源与以往不同。因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儿童特别是城镇儿童比以往拥有种类更加多样、品质更为精良的一大堆玩具,其中很多是电动化、电子化、声控化、卡通化、“洋化”②的玩具。这些玩具大部分是从商场或玩具店购买的,儿童难以就地取材自制而成,也难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玩具。这就导致儿童的玩具、使用玩具的游戏乃至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是与自然相疏离的。这正如诗人和散文作家苇岸所刻画的:现代的孩子可以得到各种电动玩具,但无处可以捉到一只星斑天牛或金龟子;现代的孩子按图示会精巧地垒起积木,却再也不会造出一把木枪或苇笛;现代的孩子懂得哪个级别的官大,哪种牌子的产品好,却不懂什么是蒲公英,什么是布谷鸟;现代的孩子每天能看到汽车,看到钱,却看不到日出与日落,看不到地平线;现代的孩子天天听机械的声音,听人类放声叫卖的声音,却听不到鸟儿的啼叫,林子的籁响;现代的孩子可以在商店买到各种糖果,但无处可以摘下悬挂在树上的果实;现代的孩子跟着大人从一个家庭走到另一个家庭,却看不见蚂蚁的家庭、蜜蜂的家庭;现代的孩子从成人世界学到各种道理,却无法在自然世界中获得各种启示。[3]二是儿童的玩具和他们使用玩具的游戏与家长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变。这首先体现为家长较普遍地赋予儿童游戏中的玩具以教育意义。改革开放后,很多儿童游戏的玩具都是专门的益智玩具,如积木、拼图纸等;有的家庭连儿童吃的饼干都是辅助儿童学习算术的“加减乘除饼干”。父母希望通过诸如此类的益智玩具激发儿童的求知欲和开发其早期智力。其次体现为家长与儿童游戏之间空间距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已少见有儿童离开家长而三五成群地自发自主地进行竞争性和非竞争性游戏。他们校外的游戏更多的是在家长目光注视下进行的,或者说他们已少有脱离成人世界的空间。导致儿童少有脱离成人世界的客观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强度的降低和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使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充沛的精力陪伴儿童。因而,年幼的儿童在校外所有空间的游戏,无论是个体游戏还是集体游戏,无论是竞争性游戏还是非竞争性游戏,几乎都能见到家长的身影,几乎都是在成人的注视下进行的,家长几乎都未给儿童的游戏活动“留白”。可以说,在校外,家长基本实现了对儿童的贴身管控及全景式培养。这种培养模式折射出家长不同于以往的与儿童身体的全新的关系,即父母由以往不怎么控制儿童的身体转变为对儿童身体的严格控制。这种严格控制提高了儿童的安全系数,也增强了家长对儿童游戏活动的指导,促进了儿童的社会化,但也限制了儿童游戏活动的空间和游戏的自发性、自主性,弱化了儿童早期社会化应有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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