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问题意识源于当下中国青年人矛盾的代际地位形象。一方面，学者认为，当下的中国青年人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他们比前辈群体拥有更高的文化素质、技能和创造力，拥有更加自信、自主和开放的理念(李春玲，2019)，在代际互动中拥有“文化反哺”能力和“话语权力”(周晓虹，2016)。但另一方面，学者也观察到家庭内部父母权威和孝道话语的上升。不仅横截面的数据比较结果显示，青年人对孝道责任的认同程度高于年长群体(刘汶蓉，2013)，追踪调查研究也显示，与20世纪90年代末相比，父母对子女的孝顺评价更好(杜鹏、曲嘉瑶，2013；阎云翔、杨雯琦，2017)，父母在子女的教育、就业、婚姻方面的决定权在上升，父母干预性离婚现象引发学界关注(阎云翔，2016；张晶、李冬梅，2019)，“妈宝”的话题更是常见诸各大媒体，被民众认为是广泛存在的负面社会现象(王品芝、王涵，2017)。 文化反哺能力的提升为何未能改变青年人在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地位？亲权回归究竟是哪些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阎云翔(2016)指出，当前中国代际关系中的亲权崛起和孝道回归并非来自传统规范的约束力量，而是青年人应对社会转型和个体化带来的生活风险、不确定性和物质主义压力而采取的个人策略。从代际协商和个体行动策略角度看，亲权回归受到社会风险程度和父母资源多少的影响。处于风险越高、竞争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的青年人向父母寻求保护的可能性越高，经济、社会资源越多的家庭子女向亲权回归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比相对弱势阶层的家庭更有可能发生亲权回归。总体而言，既有研究缺乏青年人成长视角的分析，对当下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亲权和孝道特征，以及亲权回归的发生过程，特别是子女成年之前与父母的关系互动特征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基于此，本文拟以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亲子关系为研究对象，力图实现两个研究目标，一是通过分析成年初显期子女与父母的代际互动和协商特征，讨论子女文化反哺与父母权威共存的代际关系特征；二是通过回溯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代际关系和生活共同体的建构过程，理解子女向亲权和孝道回归的家庭实践机制。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分析框架 (一)亲密亲职与孝道情感化 除了工具性依赖之外，亲密实践是理解个体化背景下家庭关系的另一条路径，也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理论渊源。自20世纪晚期以来，社会学关于家庭生活的研究出现亲密关系研究转向，并逐步从两性关系扩展至代际关系研究。杰美森(Jamieson，2011)认为，亲密实践(practices of intimacy)是“激发、产生与维系主观上感到彼此亲近、协调和专属”的行动的积累和联合。麦克拉伦(Maclaren，2014)强调关系双方“建立实质的共享世界”的重要性。阎云翔、杨雯琦(2017)将代际亲密关系界定为“一种反映在情感依赖关系上的深度沟通、口头表达和肢体表达上的跨代际的互相认知、理解和情感共享”。虽然中西文化下的人际距离不同，但亲密实践却表现出共同的特点，包括心理层面的相互理解、关心、依赖、信任和忠诚，行为上频繁的语言交流、礼物互送、共度时光等。 代际亲密实践从父母照料未成年子女就开始广泛存在，主要通过陪伴、起居照料、共享和共度时光，让孩子产生依恋感，并依此建立基本的社会信任和自我认同(Jamieson，2011)。研究显示，中国家庭的亲职方式和文化理想，已经逐步向“爱的教育”转变，强调以孩子为中心，对孩子的发展进行密集性的时间、金钱和情感投入(陶艳兰，2018；杨可，2018)，但亲密亲职(intimate parenting)在中产阶层家庭更为典型。首先，从客观的金钱投入、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来说，中产阶层家庭的母亲是密集母职和教育竞争的主要承担者(金一虹、杨笛，2015)。其次，与工人阶层的家长相比，中产阶层的家长更注重对孩子情绪表达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关系结果上表现为亲子关系更亲密。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年轻的家长，越重视孩子的自主性和情绪表达培养，亲子关系更亲密，互动也更频繁(田丰、静永超，2018)。 有趣的是，亲密亲职一般被认为是代际关系平等和民主化的表现和推手，但在中国情境下，亲密亲职却推动了孝道观念的上升。比如，对初中生和大学生的研究显示，亲子间的理解交流、亲子依恋的质量和早期父母的情感温暖能显著正向促进子女的孝道观念，减少叛逆心理(金灿灿等，2011；李晓彤等，2014；黄玉凤等，2019)。事实上，梳理既有研究可知，孝道规范整体上在中国并未发生衰落而是发生了情感转向。一方面，大量的调查研究显示，孝道观念依然被大多数青年人共享，特别是基于情感的相互性孝道观念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刘汶蓉，2013；伍海霞，2015；邓蕾，2017；胡安宁，2017；陈滔、卿石松，2019)，且相互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随着世代更迭而逐渐加强(陈滔、卿石松，2019)。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一致地发现，强调父母权力和子女责任义务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式微，比如在孝道的多元维度中，“抑己顺亲”的观念接受度最低(刘汶蓉，2013；李晓彤等，2014)，“孝而不顺”被父母子女广为接受(阎云翔、杨雯琦，2017)。一系列质性研究指出，情感和亲密关系的建构是代际间责任伦理生产的驱动力，也是个体化时代个人重新嵌入和建立安全感的重要策略(钟晓慧、何式凝，2014；阎云翔、杨雯琦，2017)；代际关系中的权力表现为一种“亲密的权力”，即亲密关系是权力运作的前提和约束(肖索未，2014)；两代人的理性团结只有通过情感才能被合理化和接受(刘汶蓉，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