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20)06-0003-14 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宣布把中国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向其针对性地采取高技术及中间品“断供”。2019年6月17日，华为CEO任正非在与吉尔德、内格罗蓬特的会谈中提到，中国取得的科技创新多是应用科学上的，在基础科学的创新方面仍面临很大挑战。任正非还多次表达对中国缺乏基础科学领域的人才、成果和转化机制的担忧。在任正非看来，中美经贸摩擦深刻揭示了中国在基础科学上投入不足的短板，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远大于对个别企业的直接短期冲击。尽管G20大阪峰会后美国宣布准备向华为部分解禁，但关键技术被“扼住咽喉”的事实，作为中国制造的“痛点”，已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由此引发的“任正非之问”或“任正非之忧”，亟待得到深入而系统的学术回答。 科学技术研究可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是指认清现象、揭示出规律，获取新知识、原理和方法的一种研究活动。相比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具有目的性相对间接、成果规律性更强、转化周期更长等特点，但其创新成果构成了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的认知起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随着技术水平提升、与技术前沿差距不断缩小，应果断减少对国外的技术依赖，更加注重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形成自主研发与原始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1]。随着中国商用产品和商用科技的快速发展，基础科学的前瞻、先导和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基础研究的相对不足逐渐成为了科技进步的突出短板。近几年来中国基础研究投入规模尽管逐年攀升，但依然不及应用研究的增长幅度，使得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不升反降。《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R&D经费内部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的份额仅为5.5%，基础研究占GDP比重仅为1.18%，尽管绝对数量逐年上升，但远低于应用研究占GDP的比重，亦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强度[2]。对工业部门来说，能耗高、技术含量低、产能过剩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重要障碍[3]。正如Lucas(1988)[4]、Romer(1990)[5]所说，科技创新是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重要动力。以技术创新为引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构成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然而，不少研究发现中国的研发投入对工业技术进步或TFP的贡献较为有限[6]。可见，要借助科技创新增进工业绩效，除了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更需要优化调整研发投入结构，合理配置不同类型和属性的研发资源，包括基础—应用研究的优化配置。从另一角度说，对“任正非之问”的回答和解决，应当跳出中美经贸摩擦的即期视野，置于以创新引领工业供给体系质量提升的框架中。要培育基础科学的人才和成果，首先应形成对基础—应用研究资本存量在工业内生增长中作用的全面认知，分析基础研究通过知识积累而产生的间接效应，以及不同的滞后分布设定下二者的跨期差异，得到研发资源错配情况的清晰判断，进而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更加合理化的建议。 本文以1998-2017年中国省级地区为样本，采用有限分布滞后模型，在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不同滞后期给出准确界定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二者及其交互项对工业TFP的影响机制。 二、文献综述 研究R&D与生产率关系的理论基础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即R&D投资是生产率增长最重要的源泉。自Solow将外生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对于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主要围绕索洛增长模型中储蓄率、生产率变化、人口增长率三者的内生化展开。其中R&D内生增长理论对R&D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Romer(1990)[5]的中间产品种类模型、Grossman和Helpman(1991a)[7]的产品质量阶梯模型、Aghion和Howitt(2001)[8]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均认为创新取决于R&D部门的劳动、资本量和社会知识存量，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R&D对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则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分析主体自身研发投入对主体生产率的直接效应：Hall等(2013)[9]认为R&D对生产率是有着积极贡献的，主体的研发活动可以提高其生产率水平；吴延兵(2006)[10]用2002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研发对工业(制造业)TFP存在正向影响；吕大国、沈坤荣(2016)[11]使用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得到了上述正向的结论。其次诸多学者分析了主体外部(包括国外及国内其他主体)的研发投入对主体生产率的溢出效应。Coe和Helpman(1995)[12]提出一种由国际贸易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为后续文献提供了基本的国外研发资本溢出分析框架。蒋殿春等(2015)[13]基于中国1998-2011年以及2004-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证实了正向FDI溢出效应的存在。除自身研发的直接效应、研发溢出效应的间接影响外，环境变量对研发的直接效应的调节效应也是现有文献考察的一个重要层面。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从不同类型研发的角度对研发与生产率的关系予以深入考察。在理论分析方面，循着Romer(1990)[5]的建模思路，学者们在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类型研发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Park(1998)[14]在区分私人研发和政府研发的基础上构建中间产品扩张型技术进步模型，分析了政府研发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经济体的长期均衡增长率与政府研发部门的规模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Prettner和Werner(2016)[15]从比较静态的建模角度分析了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研究表明扩大基础研究虽有助于基础知识的累积，但在短期内却会导致产出和应用知识增长率的下降。国内文献方面，杨立岩和潘慧峰(2003)[16]着重探讨了基础研究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经济的长远增长率和基础科学知识的长远增长率成正比，而决定基础科学知识长远增长率的最终变量为经济体中的人力资本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