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全球生态环境危机频发，气候变化、资源能源枯竭与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经济可持续转型(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成为各国追求的目标。经济可持续转型依赖于政府、技术、市场、文化与环境系统的协同演化，旨在通过内生技术创新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不可持续问题，是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驱动目标(Smith et al，2010；Coenen & Truffer，2012；Strambach，2017)。环境问题与经济空间布局的互动关系是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研究起点。一方面，环境问题对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格局重塑起到了关键作用，企业与流动性要素对环境质量偏好日益增加，激励其实现全球、跨区域空间新布局，全球低端污染产业链向东南亚、非洲等欠发达地区转移成为趋势，“污染避难所效应”突出。此外，在气候经济学领域，Nordhaus(1991，1994)将气候变化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多区域框架和球面空间角度阐明碳排放和气候变化对空间内生经济的影响，也为研究环境影响经济空间布局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另一方面，经济地理也对环境产生着深刻的影响，《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指出，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意味着经济密度增加与产业空间集聚，增加经济密度、降低运输与制度成本、消除市场分割不仅是进一步促进城市化、全球经济集聚发展的政策工具，还有助于提高地区专业化水平以及生产效率，并对减少全球碳排放和生态环境破坏有重要作用(World Bank，2009；孙博文、雷明，2018)。并且，随着垄断竞争革命下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将环境因素引入新经济地理模型，探讨经济集聚与环境互动关系也成为热点(Krugman，1991；Lange & Quaas，2007；Rauscher，2009)。 正式的环境经济地理学(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概念的提出时间并不长，在2004年德国科隆举行的环境经济地理学会议上被首次提出。随后，在2007年美国举办的康涅狄格大学、旧金山每周地理学家协会会议上，众多经济地理学者对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界定、理论发展和内容体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取得一定的共识(Affolderbach et al，2007)。在理论上，环境经济地理学源于经济地理学者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地理分析框架的尝试，旨在修复传统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割裂(Bridge，2008；Gibbs，2006；Soyez & Schultz，2008)。传统的经济地理研究体系的核心是人文构建，排斥环境可以作为空间优化的基础，而随着演化经济地理学(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的发展与演化经济学的应用，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探讨环境与经济地理的互动机制成为可能(Bridge，1998)。而且，Essletzbichler(2012)认为环境经济地理学应当更加强调制度与技术创新的作用，在多区域尺度下探讨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结构变迁问题。 在最新的研究文献中，Braun et al(2018)则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制度与技术创新对于环境和空间经济之间协同演化(co-evolution)的影响；二是研究多区域尺度下的产业集聚、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的环境影响以及环境治理政策的效果；三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移民以及其他适应性策略；四是探讨环境经济地理学能否成为一种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替代经济学。结合Angel(2006)、Braun et al(2018)的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展望与主题归纳，本文首先对环境经济地理学概念、理论基础和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TEP)进行阐释。进一步，对两个核心主题进行综述：一是环境问题对经济(空间)活动的影响。这类文献主要从经济地理的学科角度考察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与劳动力区位选择问题。二是经济(空间)活动的环境效应。这类文献主要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城市空间结构与能耗污染、环境不平等问题等。最后，本文对环境经济地理学理论前沿与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展望。 二、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与范式变革 (一)概念界定 环境经济地理学尚未取得统一的概念界定，其学科兴起的初衷是将环境问题融合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以修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割裂问题(Gibbs，2006)。已达成的共识是，不同学者都强调环境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研究环境与经济空间活动的互动机制，旨在利用制度演化以及技术创新的方式，解决全球环境危机下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零和博弈问题，以及实现绿色可持续转型(Bridge，2008；Hayter，2008；Patchell & Hayter，2013；Braun et al，2018)。 但在环境经济地理学不断发展过程中，其研究主题、理论基础、学科范式等在不同的阶段各有侧重。Bridge(2008)认为早期的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生物与物理学界的环境关联要素均可称之为“环境”，导致环境经济地理学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教堂(broad and welcoming church)，对各种与环境有关的研究来者不拒。Aoyama et al(2011)、Braun et al(2018)等学者对研究主题进行了总结，认为环境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环境变化与经济空间活动的互动影响、环境治理与环境规制政策的应用、替代经济学(alternative economics)选择以及环境不平等问题等。在理论基础上，Gibbs(2006)强调生态现代化理论与规制理论的应用，Lange & Quaas(2007)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拓展其研究空间，Soyez & Schulz(2008)重视多元环境规制政策对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Patchell & Hayter(2013)则基于演化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为环境经济地理学引入了协同演化、多尺度以及多尺度协同演化三大核心概念。另外，学科的发展也与技术—经济范式的不断变革相适应，Hayter(2008)认为环境经济地理学体现了技术—经济范式的前沿，实现了从信息通信技术—经济范式(1970-2020)到绿色技术—经济范式(2020-)的转变。在国内学者中，贺灿飞、周沂(2017)分别基于环境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划分为空间环境经济学与狭义的环境经济地理学，并对中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为学科的发展与中国实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