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袁家村跨地方的乡村性生产与呈现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清燕(1992- ),女,陕西安康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乡村地理,E-mail:hqy 1992@snnu.edu.cn,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省旅游信息化工程实验室,陕西省旅游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白凯,通讯作者(1974- ),男,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者行为与社会文化地理,E-mail:bkshaanxi@163.com,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省旅游信息化工程实验室,陕西省旅游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119

原文出处:
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以陕西袁家村“进城开店”这一典型跨地方扩张发展案例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内日常生活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店铺经营者、消费者、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探究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袁家村乡村性的建构和演变。研究发现:①袁家村的乡村性嵌在乡村的发展过程中,并呈现历时性变化,也即乡村性并非是固化的结果,而是动态演变的过程;②袁家村跨地方生产过程是乡村发展升级助推下,乡村物质、人、制度等因素超越地域边界的流动过程,此过程也是乡村与城市之间亲缘、业缘、地缘多重关系的整合;③袁家村跨地方的过程以饮食生产扩大呈现了袁家村的乡村性,具体包括乡村生活、乡村生产和乡村社会关系等内容,而乡村性在城市空间成功延续依靠权力和资本的扩张、标准化生产的转移和符号化空间的营造实现;④乡村性是社会建构的,强调不同群体对乡村的意义创造。袁家村“进城开店”超越了乡村地域边界,却与农业、土地、村集体呈现更深刻的强关联,有力回击了“村落的终结”“乡村性终结”等论断。研究认为,从多元、动态、融合的视角理解乡村性,有助于在复杂的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把握更原真的乡村性,为乡村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探索提供新思考。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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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资本和市场经济改写了中国乡村原有的社会文化基础[1],传统的乡村生活并未被现代化进程简单、粗暴地终结,乡村文化对现代化冲击的多元反应诱发了“乡村性争论”(rurality debate)[2]。全球范围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互动与整合,乡村性随之被放置于“多元主体、多重尺度与交织流动的关系之中”[3,4]。新乡村发展现实也促成了由流动所建构,超越地理空间、特定形式的“乡村性”[5],侧重于强调乡村性为多元与异质的生产和再生产动态过程[6]。乡村性逐渐成为乡村地理学、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7,8]。

       乡村性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进入西方乡村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以来,历经描述流派、乡土流派、社会建构流派地探索和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乡村性不是僵化的地理实体,也不是先存的客观特性,而是乡村社会、空间关系相互建构交织的结果,是动态的、变化的,不断经由多样化、冲突性的社会建构[9]。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乡村地理研究引入乡村性概念[10],并对其内涵界定、形成机制、评价与测度进行了探究,从宏观尺度的乡村地域分析佐证了乡村性概念与内涵的不断变化[11]。纵观国内外关于乡村性的研究,对于微观尺度乡村性的建构和演化过程尚不明晰,亟需实证研究进一步探索分析,尤其是当前中国乡村发展进入到了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关键时期。

       中国的“乡村性”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界定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乡土社会”[12],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乡村性的根植、存留、演变以及再造,亟待研究加以回应。Augé指出,地方性来自地方的分层/再分层(stratification/restratification)过程[13],同理,乡村性也来自于乡村的分层、去层、沉淀,逐渐从地理空间中解放出来,延伸和渗透到城市乃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里[14,15]。Chung研究表明,在乡村快速转型和重构过程中,自给自足和集体系统的延续,成为中国乡村性最主要的内容[16]。以上述观点为研究起点,本文选择陕西袁家村“进城开店”这一典型跨地方扩张发展案例为研究对象,试图厘清袁家村的乡村性内涵,聚焦于乡村性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等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实现保持、流变与建构的动态过程。本文尝试对乡村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作出有益补充,以期丰富乡村性的理论内涵,为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2 理论基础

       2.1 乡村与乡村性

       由于“乡村”概念的复杂性,导致其在不同研究典范中的释义不尽相同。早期的研究将乡村视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存在,等同于“非城市地区”的空间地域形态,部分学者通过人口阈值(population thresholds)、人口密度(density)、土地利用(land use)、不透水面层(impervious blanket)、地理距离(distance)为指标体系来界定乡村的地理界限[17]。随着城乡连续体概念的出现与发展,Rodgers等学者逐渐认识到乡村不是均质的,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连续谱[18],这一界定打破了以往从空间界限对乡村的定义,逐渐转向从乡村人口、场所和地域等功能要素总结乡村特征。Cloke从功用性视角总结了乡村的三大特征,即土地利用以农田与林地为主、建筑景观以小团体聚居、居民生活方式与行为由居住环境内凝聚而成[19]20。

       乡村性由乡村概念发展而来,其构成与影响被乡村地理学、乡村社会学、乡村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加以探索和分析。早期学者致力于通过量化指标来表述乡村性,如Cloke提出的乡村性16大测量变量[20],Harrington和Don的乡村性结构性指数(structural index)与人口性指数[21]等,这一时期,学者们停留在乡村性外显化维度构成研究,对于乡村性概念内涵、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等有所忽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Mormont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切入,指明乡村性是一个概念的集合体,暗含着描述乡村地域实体和乡村社会特点的话语,源自于一系列意义的社会生产,即乡村性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与产物[22]43-44。学者Halfacree沿此脉络,提出以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理论对乡村性定义补充完善,表明乡村性是指一切表征乡村的物质与非物质构成[23]。受列斐伏尔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三重体的启发,Halfacree进一步提出了乡村性四维结构模型,具体包括:①乡村话语(lay discourses of the rural),即人们乡村生活中所使用的有意无意的交流方式,趋向于乡村的语言系统;②乡村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ral),是指乡村被资本利益、政策制定者、科学家、规划师根据某种秩序建构乡村空间的方式;③乡村的日常生活(lives of the rural),指构造乡村日常现实的空间实践;④乡村地区(rural locality),指乡村空间的表征和乡村的日常生活共同建造和嵌入的地域空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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