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水利工程是农业发展的基础。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主要解决在肥沃的沼泽与冲积地区上进行排水，并对复杂的排灌系统展开维修的问题。①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江、海、河、湖通流，山、坡、平、洼交错，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牵连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蓄与泄的矛盾，上下游的矛盾，围湖与蓄洪滞涝的矛盾，山地开发与水土流失的矛盾，等等，相互联系，所谓“一枝动，百枝摇”，倘处置不当，容易加重水旱灾害的影响。②自然界不少较大程度的灾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破坏性活动所引起的。③ 对于高乡地区的环境与水利问题，在江南区域史研究中的关注度，远不如平原水乡。④而且，杭、嘉、湖三地并不完全为平原水乡，尤以杭州地区(明清时期辖有钱塘、仁和、临安、余杭、昌化、於潜、新城、富阳、海宁等九个县域)内部环境的差异最为显著，山乡的比例较高。乡村水利对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甚至区域政治的影响，都不容忽视。 在这个区域环境中，影响最大的水流就是苕溪，特别是南苕溪。早在南宋绍兴二年(1131年)，应对苕溪水流及其冲激问题，余杭县丞章籍负责修建了龙光陡门。到淳熙六年(1179年)，钱塘县开始分段筑塘，间以陡门，当时有所谓“十塘五闸”。十塘是黄鄱塘、烂泥湾塘、化湾塘、羊山塘、压沙塘、上林陵、中林陵、下林陵塘、唐家渡塘、大云寺湾塘；五闸为化湾闸、甪窦湾闸、安溪闸、乌麻涧闸、奉口陡门闸。由于环境变化与人工改造的影响，这些塘、闸屡遭冲毁，以致“淹没田禾、灾及旁邑、死亡无算”。⑤大灾之际，这些塘、闸的重要性得到有力的彰显，成了整个地域社会注意力的集中所在，也形成了对于水利设施产生的功能所覆盖的水利社区或水利共同体的意识与判断。虽然，在具有水利共同性的区域中相关的水利获益者、未获水利者、直接或间接与水利相关者等⑥，还不能被有效地辨识，但在水利规复的进程中，所关联的空间、人群、官府等，都被清晰地展现出来。 本文即以其中具有核心性的化湾陡门闸、瓦窑塘、南湖为中心，对明清时期余杭、钱塘地区的南苕溪流域环境、水利状态以及官府因应，作一初步的探讨。 二、南苕溪的环境认知与水灾意识 描画苕溪流域的环境、生态的最好的诗歌，当以元朝人戴表元的《苕溪》为代表。诗中择取了在诗人看来苕溪一带最好的时节与风光，并已笼统地表达出这里的民生，是所谓“人间无限事，不厌是桑麻”。⑦苕溪两岸多苕花⑧，溪名可能因此而称。 徐霞客(1587-1641)的最后一次远行，是崇祯九年从故乡江阴放舟出发，一个月后抵达杭州。十月初一日，他用一天时间游历完杭州山水风光，次日上午就从棕(松)木场出发，“五里，出观音关。西十里，女儿桥。又十里，老人铺。又五里，仓前，又十里，宿于余杭之溪南。”该溪是南苕溪。初三日，他从县城南门桥雇好担夫，从西门出城，沿苕溪北岸上溯，“十里，丁桥铺。又十里，渡马桥，则余杭、临安之界也。[其北可达径山。]又二里为青山，居市甚盛。溪山渐合，又有二尖峰屏峙。”⑨他很快进入了天目山脉的深处，但行色匆匆，没有仔细记录这里的山川形势及相关的水利问题。 清人李惺指出：“天目东、西两山，西属於潜，水流四十里，即入大江；东属临安，山水直泻而下，时虞泛滥，流害于杭、嘉、湖三郡田禾，故设险塘，置六闸，以蓄泄之。”⑩作为嘉、湖的上游地区，杭州府境内的水源，有三大支尤值得注意：一是临安县的苕溪，二是钱塘县的西溪，三是钱塘县的西湖。乡间最重要的水利设施，就在南、北二苕溪，以及曾经人工开辟的南、北二湖：北湖周围约有32里，南湖周围34里。在北湖淤废成陆后，南湖成为当地最重要的人工调蓄湖。(11) 水利专家王凤生(1776-1834)认为，苕溪在上游经行临安、余杭、钱塘等县，其水利问题以山洪的蓄泄为主要。就余杭县而论，虽然地势较临安平衍，但西、南、北三面重山叠嶂，容纳的水源一经骤涨，直流奔涌，如果宣泄不畅，必致漫溢为患。余杭境内的水流主要有三支，即余杭之南苕溪，中苕溪与北苕溪，到钱塘境内的瓶窑合流，总称苕溪，从钱塘而至德清，直趋湖州府城，以归太湖。对余杭地区来说，水利的核心焦点在南苕溪。(12) 南苕溪从天目山下来后，经过於潜、临安二县，东流一百五十里，经过余杭县城，又东流二十七里，到达钱塘县界，再东北流六十二里，即入湖州德清县界。(13) 距离余杭县衙不远的南苕溪，长期存在着洪水暴发的隐患：“天目万山之水，支派分合，会归于此溪。溪腹容受无几，一遇霪潦，溃放莫御，大为民害。”(14) 相对水乡低洼区域的环境而言，这里的环境特质，是所谓“潦则冲突激射，旱则砾石飞埃”。(15)高阜的山乡水利形式，往往以堰坝荡塘等为主(16)，建设与维护工作基本是以县衙为主导，以知县为中心而展开。 顾炎武指出，早在唐宋时期，水利开发已有明显的成效，最著名的莫过于白居易、苏轼、杨孟瑛三人对西湖的开浚。在白居易时代，地方官府得以便宜举事，“不烦陈请，而延议亦不訾之”；苏轼时代，虽然既要上疏于哲宗，又要具申于过臺省，“凡钱米工役、具有成算，然已有劾之者，宰臣未免有两罢之请”，已经不如白居易时代行政上的“便宜”；而在杨孟瑛(字温甫，四川丰都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弘治十六年出任杭州知府)时代，西湖水利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受到各方的影响更大，须先向巡臺藩臬申请，俟其报可，然后才敢上奏朝廷，下至工部讨论，再要等待批准方可展开工程，耗时颇久。在白、苏时代开浚西湖，同样要“废坟墓、毁田庐”，而民怨不敢作，即使招致民怨，纠察之吏不复以法绳之，而杨孟瑛“兴久废无穷之利而卒尔尔”，谁还敢出来担当？(17)总之使人灰心丧气，因循守旧了事，得过且过成为地方官应付水利事务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