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学术界，“政治文化”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老”概念；政治文化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进步。而且，中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的热情一直呈上升趋势。①与此形成对照，欧美史学界虽然在这方面起步更早，成就突出，但研究兴趣似乎有明显衰减的迹象。②是否可以据此推断，中国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已然相当成熟，或者至少已臻于成熟的境界？ 毫无疑问，政治文化史在中国从无到有，短时期内突飞猛进，创获不可谓不丰。同时，中国史家对“政治文化”的理解也经历了很大变化，从最初把“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思想的替代，③发展到把它视作“社会、大众、群体对政治问题的看法”，④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识上的飞跃。当然，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如何理解和界定“政治文化”，而是如何打造政治文化史研究的特性和品质，实现其独有的学术旨趣；诸如题材的界定，路径和方法的选取，问题意识的提炼，解释框架的构建，以及价值和思想取向的表达，都要同传统的政治思想史拉开鲜明的距离。许多以“政治文化”命意的中国史论著，仍然专注于精英政治和统治学说，倚重传世文献，采用传统的考证和分析方法，而看不到多少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印记，也找不出“自下而上”的视角。可喜的是，近年来若干种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的论著，在题材、视角和问题意识方面均有所突破，显示了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鲜活力。⑤ 众所周知，“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研究实践最早出现于美国政治学领域，而美国史家因有“近水楼台”之便，也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足可称道的实绩。因此，考察美国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这一领域和路径的来龙去脉，评骘其长短利钝，挖掘尚余的潜力，都应当是一件不无补益的工作。 一、政治文化史在美国的兴起 “政治文化”的概念在美国学术界可谓命途坎坷，自问世以来一直饱受争议，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领域，相关研究都几经起落。从表面上看，政治文化史研究似乎是政治学在历史学领域的投射，但实际上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场重大学术革新运动的组成部分。在二战以后美国史学的演变中，政治史的转型不仅仅体现为采用统计学方法研究选举行为的“新政治史”，而且还包括取法于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可是，以往的美国史学史书写对“新政治史”着墨甚多，而不太看重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意义。 1.美国史学的第一次“文化转向” 在美国史学史上，经典政治史偏重研究制度、党派、事件和领导人，表现出“法律一制度主义”(以制度和政策的变化为中心)和“精英主义”的取向，并且基于经济利益、阶级意识、群体认同、地域关系、社会状况来发掘政治变动或事件的成因与动力，带有某种决定论和目的论色彩。这种政治史研究关注政治结构、权力关系和统治体制，并不十分重视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1914年，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麦克劳林便对这种研究方式表示不满：“历史太害怕自己了，太害怕那些深入不可见的哲学领域的东西，好像不可见的就是不真实的。难道历史跟精神的东西毫无关系吗？难道它已变成物质的和被物质化了吗？”⑥ 最早对麦克劳林之问作出回应的人，自然是美国思想史学者。弗农·帕林顿、卡尔·贝克尔、克林顿·罗西特、梅尔·柯蒂和佩里·米勒等人，相继推出一批有分量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著作。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迎来了第一次“文化转向”，“历史解释的文化路径”逐渐在史学的多个领域大行其道，那些以往被视为“深入不可见”的东西，开始成为美国史家关注的对象。⑦ 据美国学者小罗伯特·伯克霍夫观察，在二战以后的美国学术界，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迅速扩大，受克鲁克洪、帕森斯等人的理论启发，许多学科的学者开始热衷于讨论行为背后的观念和心理，尤其是关注两者之间的互动。许多论著中出现了“价值取向”、“规范”等词汇，“象征符号”被视作“行动的基础”，而人则成了“寻求价值的动物”(valuing animal)。于是，“文化”便成了这一学术新潮中最抢眼的浪头。美国历史学家也卷入了这场由人类学和社会学掀起的学术运动，不少人开始转向对历史的文化解释，有些思想史家更是走在追逐潮流的前列。他们推崇观念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热烈地讨论“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一类的话题，并在论著的标题中使用“象征”(symbols)、“理念”(ideas)、“心智”(mind)这样的词汇。美国学者H.斯图亚特·休斯甚至提出，不妨把历史学改称“回顾式文化人类学”(retrospective cultural anthropology)。⑧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之外的更为广泛的观念或心理层面来解释历史运动，试图为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思想逻辑。他们不再把理论和观念作为思想史的自足的主体，而是努力从文化的视角把思想理解为“象征”、“神话”、“形象”、“理想”、“心态”或“意识形态”。⑨美国史家采用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来对待政治思想，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走到了政治文化史研究路径的入口。 自此而后，美国政治史家始终没有停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取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著作在美国史学界十分流行，新社会史研究者对他的理论尤其感兴趣。据说，美国史家很少阅读同行的著作，但他们大多喜爱格尔茨的书。⑩尤其是格尔茨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以及“深描”的方法，深得美国政治史家的青睐。在政治文化史研究初兴之际，研究者往往不直接使用“政治文化”这个词，而更喜欢采纳经格尔茨重新界定过的“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对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和埃里克·方纳这些关注“观念”的史家来说，“意识形态”指的是一套能使社会成员整理其政治生活并赋予它以意义的象征符号、价值和信念的集合体，在特定群体则相当于“社会意识”，而政治学家所理解的“政治文化”概念包含的信念、价值、恐惧、偏见、焦虑、期望等心理元素，均可囊括于其中。而且，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总是与行动相关联，因为任何行动都有意义，而“意识形态”正好具有赋予行动以意义的功能。(11)于是，美国史家借助格尔茨的文化理论，以意识形态为解释工具，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观念展开讨论，推出了一大批论著。(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