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日本面对西方列强海上的侵扰，“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和先进”，[1]也意识到日本所处的是一个没落、落后的社会，于是“文明开化”便被提上日程。明治维新时，作为三大基本国策之一的“文明开化”，强调的核心便是教育，无论是学生的教育还是经济政治制度上的教育，都是“文明开化”的内容。军事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富国强兵”政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日本国家稳定及指导对外政策制定、执行的重要职责。近代日本军队在建设过程中，同其他部门一样，虽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因素，在“脱亚入欧”进程中经历了同固有文化的冲突与选择，但也不可避免地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军事体制与教育模式。 明治政府确立了英国式的海军和法国式的陆军体系后，海陆军都纷纷加快建设的步伐。海军开始聘请英国人、美国人等外国人，教授炮术、引介外国海军制度、建设船只等，成为近代日本海军确立及强大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所以海军的近代化，就是一个以完全学习西方为起点，逐步形成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 一、冲突：幕末日本海军教育体制的创立 江户后期著名政治学者、军事理论家林子平在《海国兵谈》的自序中谈到海国，他认为作为海国的日本是“无陆地与邻国接壤、四面环海之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海国必须拥有与其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的兵法和日本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的军事思想……首先要知道海国既有易遭受外敌入侵的弱点，也有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优势……要抵御外敌入侵，就要靠水战，而水战的关键是大炮”。[2]然而林子平的海防思想却没有得到幕府的赞同，反被列为异端邪说，加以禁锢。 1842 年，佐久间象山提出《海防八策》，他强调“第一宜扼沿海之要害，构筑炮台，以应缓急之变；第二宜禁止向荷兰出口铜，以铸造数千门大炮；第三宜模范西方建造舰船以供运送粮食；第四宜聚众人掌管海军，以督互市可制奸商；第五宜操练水军；第六宜建学校、布教化，砥砺忠孝节义；第七宜赏罚分明，恩威并施，以团结庶民之心；第八宜创立贡举法”。[3]佐久间象山的海防八策明确提出要建设海军，沿海建造炮台抵御西方的侵扰。至1853年佩里的黑船来航打破了幕府的闭关锁国，其后被迫相继同美国、英国、俄国、荷兰和法国签订亲善条约，锁国体制下的海防也宣告终结。幕末的政府与仁人志士都在思考如何救国，如何使幕府渡过危机。 近代日本海军与海军教育初创于幕府末期。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对日本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日本顾问菲利普·弗朗兹·冯·希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德国人，后移居荷兰）准男爵对日本的将来产生了危惧。1844年7月2日荷兰军舰“巴邻旁号”（Palembang）到达长崎港口，舰长库布斯（Coops）在呈给幕府的书信中说：“近邻中国与英国发生战端失败，开港五处与欧洲进行贸易。”[4]劝说日本门户开放。幕府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侵扰，于1845年7月成立“海防掛”，开始加强近海防御。 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势叩关，1853年德川幕府解禁大船制造令，开始推进近代西方化的海军建设计划。1854年，荷兰军舰“森宾号”到达日本长崎，舰长菲比尤斯（Fabius）建议日本幕府参照欧式海军创立日本海军，此举被称为“近代日本海军教育之滥觞”。[4]他建议日本幕府应该开设地理学、星学、测量学、机关学、炮术学等课程。 1855年6月13日，菲比尤斯还建言日本幕府应该加强海军教育，设立荷兰语学校等。同年德川幕府向荷兰订购两艘炮舰，荷兰国王同时决定将1854年8月来到日本长崎的“森宾号”（150马力，6门大炮，720吨排水量）赠予幕府，幕府改称为“观光丸”，成为日本近代海军的第一艘舰船。“森宾号”在停留长崎期间，菲比尤斯以此军舰为场所进行现场教学。其中荷兰人士官三名，主要“负责蒸汽船运用、炮术、航海术、地理学等知识的教授，蒸汽机关方两名，船上操作人员多名，详细介绍了军舰应该配备的人员与具体操作事项，还建议日本设立海军士官培养的学校”。[4]虽然只是进行短暂的近代海军知识教学，但此举可视为近代日本海军教育的发端。当时参加学习海军基础知识的主要有幕府相关官员及幕府选拔的佐贺、黑田、萨摩等藩武士子弟共200人。菲比尤斯的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军舰驾驶、机器操作、航海等实习活动。 1855年7月29日，幕府在长崎筹划开设海军传习所，开始注重近代海军人才的培养。幕府命永井尚志为传习所总监，从幕府直辖武士中选派传习所学生31名，胜麟太郎（胜海舟）、矢田堀景藏、永持亨次郎被选为学生长。幕府从各藩选派的传习生“有鹿儿岛藩16名、熊本藩5名、福冈藩15名、荻藩15名、佐贺藩48名、津藩12名、福山藩4名、掛川藩1名”。[4] 对长崎海军传习所状况的介绍主要是来源于荷兰海军二等尉官范·卡坦蒂克（van Kattendijke）所写的《长崎海军传习所的日日》（东洋文库26，水田信利译，东京：平凡社，1964年）一书，书中认为“荷兰的士官及其属下并非是日本所雇，其所属是荷属东印度派遣的荷兰舰队，薪酬由荷兰政府支付，指挥官兼任日本人航海学教育”。[5]幕府末期建设海军引入荷兰海军的技术与法度，究其原因是锁国体制之下，只有长崎的出岛与荷兰进行沟通贸易，长崎的荷兰商馆长、荷兰外交官库尔提乌斯（Curtius）向幕府提交陈述建设海军必要性的建议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幕府决定开设长崎海军传习所。1855年12月24日，幕府正式宣布开办长崎海军传习所，海军传习所“聘任荷兰籍教官22名，任命永井岩之丞为总指挥”，[5]包含当时“森宾号”的舰长海军大尉佩尔斯·林肯（教官团团长），还有“士官、准士官、下士卒合计21名教师”。[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