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的发展和方言文学的兴起是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写深受天主教文化的影响，具有浓厚的道德教化倾向，同时也掺杂着书写者自身的政治倾向，作品中往往真实与虚构并存。12世纪中期以降，以巴伐利亚地区为代表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涌现出了大量方言作品，《皇帝编年史》作为第一部用中古高地德语、采取韵文形式撰写而成的俗史，具有重要的史学史和文学史价值。①《皇帝编年史》的篇幅长达一万七千余行，共记载了36位罗马皇帝(14282行)以及19位法兰克和德意志皇帝(3001行)，记载的历史跨度长达12个世纪。由于语言阻隔，且叙述时间跨度极长、篇幅巨大，又兼历史叙述与文学演义驳杂交互，学界一直对之望而却步。② 德国学者从19世纪中期开始对《皇帝编年史》的抄本进行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③早期学者指出，该书中的一些段落与《罗兰之歌》(La Chanson de Roland)相似，认为这两部作品可能出于同一作者。1924年，卡尔·维斯勒通过现存抄本的比较得出，事实是《罗兰之歌》的作者借鉴了《皇帝编年史》的文本，而《皇帝编年史》最早的作者可能是一位雷根斯堡教士。④但迄今为止，学界并未能发掘到更多的作者信息。 在文本研究方面，德国语文学家恩斯特·弗雷德里克·奥利曾于20世纪40年代对其中罗马君王部分的传说来源进行了详尽考订，但未涉及查理曼之后的内容。⑤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主要是文学史家从文学批评、修辞手法和方言发展等方面对《皇帝编年史》展开研究，缺少对其中史学价值的发掘。这一现象也与当时学界对该书的定性有关，他们大都将其视为一部“不适宜作为历史学家之史料”的“虚构故事”汇编。⑥然而，《皇帝编年史》的作者却非常强调自己记载的真实性。他批评当时流行的韵文体编年史是“许多人发明了谎言并配上诗歌的语言”，宣称只有他的作品才能匡正谬误以传诸后世。⑦而且，一直到16世纪，后人也通常将这部作品与《旧约》中的历史书、耶稣和使徒的生平以及弗莱辛的奥托之《腓特烈大帝行实》共同编目于历史类作品中，将之作为严肃的历史记录。⑧ 进入21世纪之后，学界开始反思过往研究的局限性，着意于探索德意志地区在12世纪文艺复兴谱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后现代理论影响下，《皇帝编年史》中所蕴含的史学信息得到了初步展现。莫妮卡·波尔在其博士论文中分析了《皇帝编年史》中所呈现的中世纪统治者形象。⑨阿拉斯泰尔·马修斯则从文学叙事技巧的角度对其中部分重要章节加以诠释，涉及查理曼等著名君王在中世纪时期历史形象的建构。⑩亨利·梅耶斯积四十年之功，在2013年出版了《皇帝编年史》第一部完整英译本，使这部九百多年前的作品首次以现代语言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2014年以来，剑桥大学的马克·钦卡和克里斯托弗·扬联合多国学者共同展开了对《皇帝编年史》抄本的重新整理和校勘。(11)这些都标志着《皇帝编年史》研究在新世纪的复兴。 但从整体来看，上述学者的研究或者承袭传统语文学方法，聚焦于文本整理与考证，或承袭文学批评路径，运用后现代文学理论对文本展开阐释。在文本所呈现的隐蔽历史信息与建构意图等方面，仍有待于研究的深化。从中世纪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从对重要事件和人物的描绘中，解读书写者的思想观念和撰史意图，进而把握12世纪中后期巴伐利亚地区的大众历史理解。诚如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所言：“以文学形式呈现的编年史与其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助于我们获得当时的历史真实信息和隐含的意识形态合法性。”(12)玛利亚·多伯兹也强调，对文本性质的新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入到作者及其同时代人的历史意识当中，亦即通过这些方言文学的文本，来理解他们对历史和自身时代的看法。(13)有鉴于此，笔者拟就《皇帝编年史》中作为统摄主题的帝国理念和政教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以其中描绘的三对典范性政教关系为个案，探究作者的历史书写意识，并阐明《皇帝编年史》中的历史建构倾向与时代成因。因《皇帝编年史》体量庞大，涉及方面众多，笔者所论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方家教正。 一、《皇帝编年史》中的帝国理念 德国学者吉塞拉·沃尔曼—普罗菲指出，《皇帝编年史》在总体上可分为罗马帝国和日耳曼两部分，将各种虚构传说和历史记叙连接在一起的则是“帝国理念”(die Idee des Reiches)，这一理念正是作者、赞助者和预设读者们最为关切的。(14)就历史背景来看，德意志皇权和罗马教会的主教授任权之争随着1122年《沃尔姆斯协议》的签订而告一段落，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在位时期的皇权达到顶峰。诞生于这一时期的《皇帝编年史》是对皇权和帝国的歌功颂德，所载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皇帝编年史》中对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的歌颂不仅强调了帝国理念的伟大，凸显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合法性和权威，也是从奥托一世以来近两个世纪德意志皇权构建的一个高潮。 首先，《皇帝编年史》体现了中世纪时期罕见的罗马帝国认同感。罗马帝国的形象在中世纪历史书写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两极分化。在早期教父时代，尤西比乌斯、哲罗姆、奥罗修等常将罗马帝国视为基督教信仰传播的保障，而奥古斯丁则更为强调尘世政权的兴衰无常。一方面，从11世纪下半叶以来，罗马帝国的象征意义对德意志君主的重要性随政教关系恶化而越发强化。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在历史上对基督徒的迫害使后人将帝国与教会的冲突视为敌基督者(Antichrist)即将到来的预兆。许多中世纪史书对早期罗马皇帝大加鞭挞，突出这些罗马君王的异教信仰和对基督徒的迫害，呈现出对帝国的强烈敌意。(15)与之相反，《皇帝编年史》则对罗马帝国抱有非常正面的态度，在开篇即赞扬“罗马人享有最大的尊重，因为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在海上或陆地上抵抗得住罗马人，谁也无法逃脱对罗马人的效忠，并成为他们的仆臣”(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