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1-0156-11 一 引言 西方人对藏区的最初了解，可追溯到有关约翰长老(John the Presbyter)及其宗教国的传说，“西藏的诱惑力首先是由在亚洲发现一片基督教飞地的希望而受到鼓动的”。①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关于藏区“黄金国”的各种记载史不绝书②，入藏区的外国人也时常有之。迄今能查到的较早游历藏区的西方人，为元代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③14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元帝国崩溃，东西陆上交通受阻，外国人入藏甚为困难。随着地理大发现所引发的全球殖民探险狂潮，藏区逐渐成为了探险的“圣地”和“禁地”。中世纪至近代早期(the early modern era)，藏区中心城市拉萨(Lhasa)逐渐成为西方人文献和心目中的“圣城”(Holy City)和“禁城”(Forbidden City)。 17世纪，首先踏入藏区这片神秘之地的外国人，主要是来自欧洲的传教士。1624-1642年间，基督教罗马总会先后派出葡萄牙修士安东尼奥·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1580-1634)等22人入藏到古格王国扎布兰、后藏日喀则等地传教，但几无成效。1658年，奥地利耶稣会士白乃心④和比利时传教士吴尔铎⑤从澳门到北京，待了三年，1661年从北京走陆路返回印度，10月到拉萨并停留了两个月，白乃心的记述再次引起欧洲人对西藏的强烈兴趣。18世纪上半期，嘉布遣会先后派出18名法国、意大利会士到拉萨活动，重要人物有图尔斯⑥、阿斯科利⑦、佩纳等，但由于喇嘛的激烈反对，1740年，佩纳关闭了拉萨传教区，回到尼泊尔后数月病死；1741年，嘉布遣会士们返回西藏，1745年尽数被驱逐。⑧同期，在拉萨活动且影响甚大者，还有在藏六年的意大利传教士伊波利托·德西德里⑨以及到拉萨学经、游历的俄国人、荷兰人⑩。柳陞祺先生认为，这些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之日，也正是格鲁派寺庙集团与和硕特蒙古始汗后裔争夺卫藏地方权力斗争剧烈之时；到18世纪中期，经过清政府几度用兵、平息纷争而稳定西藏政局之后，这些外国传教士才无隙可乘，终于1745年全部撤离。欧洲传教士的初期试探到此告一段落，此乃西方基督教进入青藏高原与藏传佛教的第一次交锋。(11)对于藏区，强盛期的清王朝尚可保其不被列强染指。1745-1746年，清廷在藏区禁教，西方在拉萨的传教站点关闭并撤出人员，此后入卫藏的传教士甚少。 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时期的西方列强，与尚处于传统封建社会乃至于农奴制社会形态的清王朝和西藏地方社会之间，在18世纪逐渐形成了“错位对视”(视自我为中心、相互之间不了解、定位不准确等等)。随着列强对中亚展开争夺，藏区成了各方都绕不开的“制高点”。前期强盛的清王朝，其势力及于葱岭，与英俄在世界屋脊地区形成“顶牛”之势，但清王朝并无向西前出之战略考虑(也无此实力)，与英俄得寸进尺的扩张态势形成明显对比。18世纪末，英国通过其统治下的印度当局，唆使尼泊尔的廓尔喀部落多次袭扰西藏。1791年6月，廓尔喀部落以藏方未按约付足银元为由，出兵侵犯我国西藏，其目的是企图通过这个部落战胜西藏以便扩大英国对西藏的影响，但英国的如意算盘落空，清廷派福康安率军入藏，击败了廓尔喀部落并使其成为清廷藩属。(12)1793年，“天朝军队穿过喜马拉雅山区并使加德满都恢复了和平”(13)之后，大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边防和对外往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了具有基本法性质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令英国企图渗透乃至直接染指西藏的图谋及行动受阻。此后，外国人欲进入藏区，难度甚大，即便能够进入，也只能是偷偷摸摸潜入。 19世纪初，英国加紧了对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锡金[哲孟雄]、不丹三国的侵略，企图借以打开侵入西藏的大门，通过1815年英尼签订的《塞哥里条约》，控制了尼泊尔。此后这一地区逐渐向探险者敞开了大门，英国也加大了谋求进入卫藏的力度。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人对卫藏的争夺，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谁当老大”这样一个全球性问题，进而出现了以大英帝国为“带头大哥”、俄国为“二哥”，以探险考察为主的入藏运动。其进入藏区的方向，1840年前主要有南(印度、尼泊尔)、西(拉达克)两个方向，即从其两个前进基地：大吉岭—亚东北上和从拉达克入藏西阿里地区，矛头直指卫藏腹地，但很难成功穿越到达拉萨；1840-1951年间则再增加了从北(青海、新疆)、东(川滇和康区)两个方向。 鸦片战争以后，英俄两国在藏区周边步步紧逼，国势日蹙的清王朝只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勉力保住藏区。(14)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虽然规定外国人可到“内地”传教、游历，但并未载明包括藏区。(15)1862年，同治帝下旨：“严饬沿边各属认真查察。如有内地传教之人潜赴藏地者，概行截回，毋令乘间偷越。”(16)故1876年《烟台条约》签定之前，外国人进入藏区，虽然没有明确被视为非法活动，但遭到了当地僧俗人士的强烈抵制，外国人深入藏区以至于梦想到达拉萨的企图多以失败告终。1876年，《烟台条约》“另议专条”的签订，使外国人取得了入藏“探路”的合约权利。此后，外国入康区和卫藏人数猛增。(17)迫于条约和各方压力，势处“两难”的清廷和四川当局，对外国人入康、入藏采取了“康藏有别”乃至“川康有别”等对策措施。对此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见专论。下面仅对丁宝桢至赵尔丰督川时期晚清政府尤其是四川地方当局对外国人入康藏游历的应对和管理加以探讨，力图揭示当时在外国人入康藏问题上的复杂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