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下同时考虑隔离和复工的多类双供应链融合物流体系构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大成(1968- ),辽宁沈阳人,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兼物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工业工程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第二代多式联运、供应链与区块链双链融合、铁路供应链平台等(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供应链管理

内容提要:

在重大疫情下,防疫隔离与复工复产属于两难选择,而受隔离影响最大的物流业又是需要复工复产的最优先产业。文章结合重点疫区与非重点疫区的不同特征构建了考虑隔离约束的应急物流与平时物流双供应链体系,在应急物流供应链中可以横向构建稳定基数应急供应链与浮动应急供应链双链体系,在平时物流供应链可以纵向构建干线“无接触物流”供应链与支线/毛细“无接触配送”供应链的双体系,并具体讨论了“无接触物流”的体系架构。


期刊代号:F14
分类名称:物流管理
复印期号:202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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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引发的重大疫情自2019年12月从武汉发现后,传播迅速,到2020年3月上旬,国内累计确诊80967例,国外累计确诊40204例[1],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疫情为世界大流行病。

      由于新冠肺炎同时具有强传染性和低致死率,加之传染来源不明、传播途径不明,隔离防疫成为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隔离防疫是极其古老的防疫方式,中国最早关于隔离防疫方式的记载是《汉书·平帝志》[2],即公元元年左右;而更早几百年的《圣经·旧约》也同样记载了隔离防疫的方法;特别是在14世纪面对席卷欧洲并夺走近2500万人的黑死病时,主要采取的方式就是隔离检疫(la quarantaine)。

      然而持久的防疫隔离必然导致现代社会经济的停顿。2020年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35.7,非制造业PMI为29.6,表现为总体经济大幅下滑[3];特别是中国正处于日益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中,全球性经济危机概率增大,中美贸易冲突时断时续并出现脱钩趋势,国内正处于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性转型期,而国际金融体系也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后最大的风险期。相对疫情而言,经济和社会运行瘫软的压力及全面经济下行的代价更为可怕,复工复产成为非重点疫区的必然选择。

      治疫治患的核心是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医疗体系,而防疫隔离的关键在于物流,同时抓好防疫隔离和复工复产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与之匹配的物流供应链体系构建。疫情期间,依托流动的物流业遭遇员工隔离和交通隔断,以防止不确定性为己任的物流供应链遭遇疫情的强不确定性。而物流又直接连接生产与消费,物流供应链既是重点疫区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核心保障,更是非重点疫区复工复产最重要的体系保障,在复工复产的行业需求优先级中排名第一。

      然而,防疫隔离将应急/平时物流供应链的物流、人流、现金流、信息流和商流几近隔断,极不均衡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复工复产则将各产业供应链的薄弱环节逐级放大,给应急/平时物流双供应链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防疫隔离与复工复产两难下的物流需求

      (一)物流企业和物流业面临的内外部困难

      第一,员工出现大面积缺岗。一方面是由于各省市出台的不同程度的外地人员抵达工作地后的隔离措施,加上城区、街道和小区层层加码,使得员工到岗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员工的自身意愿问题,如公路货运的行业集中度只有1.2%,3000万名货车司机多属于“自雇”型组织业态,他们会既考虑疫情侵害风险,又考虑麻烦的隔离政策,加之供应链各环节中断导致个人工作成本倍增,故员工们的复工复产意愿并不强。

      第二,波及全国的交通约束。国内障碍主要体现在公路上,当下高速公路可以由交通运输部一纸通知便畅通无阻,但国道、县道和乡村公路则各有各的政策,陡然出现无数“断头路”,“村村通”变成了“村村防”,公路运输规划遇到了各种动态约束;而国外障碍则体现在海运航线锐减、航空线路陡降,主要是因为多国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PHEIC级别做出的旅游和贸易隔绝。

      第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产业供应链供需波动严重,造成物流市场规模不足。这三个产业在复工复产上遭受与物流业相同的约束,上下游供应链各环节链接极不稳定,造成部分环节囤货库存加大,使得物流企业运营成本倍增;物流企业运营的疫情防护设备和措施也需要耗用更多成本;另外,公路货运尤其是整车的需求市场不足导致设备、员工更多闲置而增加了成本。

      第四,现金流严重不足。物流企业尤其是货运量占比达77%的公路货运企业市场运行度高而行业集中度过低,常年被评估为“小、散、乱、差”和信用不足本就难以获得银行直接支持,加之企业规模不足而往往受制于货主企业的超长账期,此次应急防疫的金融支持也极难传递到实际运营的物流企业,往往会被金融体系白手套或规模企业“雁过拔毛”和层层盘剥,大批物流企业受制于过长账期和现金流断链。

      第五,上下游供应链供需信息严重失真,物流企业内部信息管控能力不强。虽然受制于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程度不同,但为保证自身企业利益最大化,往往会人为发出有利于自身的失真供需信息,通过级级放大,极易造成供应链的“牛尾效应”,使得所有企业收益受损。绝大多数的企业内部供需信息、指挥信息、流程信息、监控信息和安全溯源信息等采集、处理和决策能力并不强。

      (二)物流业面临的环境约束和政策制约

      第一,行政体系的组织问题。应急物流单纯依靠自上而下按部就班的政府机构和官方行业协会的路径方法在响应速度、作业效率、供给精准度、渠道安全性和组织信用度等方面严重不足;而生产物流则主要体现为政出多门、各行其是、互设障碍,各业务机关、基层组织提出各种非必要审核,省市间的竞赛式互防造成管理内耗;懒政和推卸责任必然产生系统内耗和政策冲突。

      第二,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问题。此次应急备用资金及临时追加资金只对头部企业助力较大,但对贴近实际需求的广大小微企业难有作用;同时,资金整体转化为应急物流供应链资本配置严重滞后且难以准确,造成应急物流供应链企业经营现金流严重不足,融资现金流更加困难,严重影响物流企业员工、设备和技术的有效、及时、安全和规模化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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