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疫情时期影响全球供应链的三大因素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显得脆弱不堪。疫情结束后，各种因素交织、各种力量叠加，将进一步加速全球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供应链收缩趋势加剧 全球供应链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近30年来，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跨国公司把产业链中一些产成品和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加工环节外包给全球加工质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世界各国经济和产业密切关联，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格局。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经济全球化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并且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可靠性和脆弱性。疫情结束后，在新地缘政治，不同国家民众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数字化浪潮推动新经济形态不断涌现等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加速调整，并且形成新的模式和新的特征。 1.从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全球化向以区域多国合作的多极全球化转变 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美国始终是主要领导者，它不仅在各个国际组织中拥有主导权，并且依靠美元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益处，世界各国也受益于美国的领导力。但是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新法官遴选导致其停摆，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拒绝承担推动全球共同抗疫行动领导者角色等行为，都充分表明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全球化可能正在改变。如果美国不再承担经济全球化领导者的角色，可能增加去全球化的风险，未来的经济全球化结构可能向由不同区域主要国家主导的局部全球化或者区域化调整，以北美、欧洲、亚洲三大区域制造业中心和消费市场为主体的供应链区域布局会进一步强化。 2.从开放合作的全球化向相对封闭自主的全球化转变 新冠肺炎疫情对以美国、欧洲和中国为中心的三大供应链生产网络造成严重冲击，使各国充分认识到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的脆弱性。此外，再加上政治局势和民粹主义的推波助澜，预计疫情结束后，许多国家都会从供应链安全角度对产业链进行调整，考虑自己产业链、供应链的“备份”问题，并转向寻求自给自足，这必然加剧去全球化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诸如“美国优先”“本国优先”的做法可能被广泛采用，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国家间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将增加，进而大幅减缓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全球供应链短链条、本地化、近岸采购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 3.从以生产连接的全球化向以资本和技术连接的全球化转变 疫情暴发前，机器人、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已使全球供应链呈现出分散化、本地化的发展趋势。疫情的暴发加速了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进程，先进经济体更加重视采用低成本的机器人维持生产，而不是期待便宜、充足的劳动力复工。疫情结束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企业将更加注重在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方面的投入，未来全球供应链可能变得越来越本地化。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领先优势，它们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布局产能时，这些国家的跨国企业可能依靠资本和技术对产能进行实质控制。因此，未来本地化的全球供应链背后可能是资本和技术连接的全球化、网络化。 (二)全球供应链更趋向本地化发展 在疫情冲击下，美国和欧洲各国强烈意识到产业配套对国家经济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目前，国家间的战略互信不断受到削弱，疫情结束后，各国间的不信任度将继续增加，很多国家的政策会进一步转向内向发展、自主发展和安全发展，并且有可能着手构建更加独立、自主、完整、安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未来，主要发达国家可能通过加强立法、调整产业政策、鼓励购买国货等形式推动本国企业回迁，逐步建立自主安全的产业链体系，加速“再工业化”进程。 1.通过立法形式推动本国企业回迁 疫情防控使各国政府的权力显著扩大，疫情结束后，政府不愿意轻易放弃应急防疫过程中扩张的权力，发达国家原本“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将会改变，政府将拥有更大权力。一些国家可能通过立法形式引导、鼓励甚至强迫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生产返回本国，或者迁移到可以信任或者能够控制的地区或国家。例如，疫情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动用《国防生产法》授权，要求通用汽车公司等美国制造企业生产呼吸机、口罩等产品。在美国已经启动《国防生产法》的状态下，不排除疫情结束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利用这部法律，施压部分跨国公司改变供应链布局，将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材料或产品的生产设施迁回美国。 2.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本国企业回迁 出于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降低对其他国家依赖，以及规避供应链风险的需要，主要发达国家将利用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促使本国企业回迁。疫情期间，一些国家已出现利用补贴政策吸引本国企业回迁的迹象。2020年3月5日，在以新冠疫情对经济之影响为主题的“未来投资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对一国生产依存度高的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基地”要回归国内，而附加值不高的则应向东盟国家及其他地区进行多元化转移。4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高达108万亿日元。在这个刺激计划中，有2200亿日元(约合143亿元人民币)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回日本本土，有235亿日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用于资助日本公司将生产设施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美国也正在考虑提供政府支持的专项贷款，帮助企业将供应链迁回美国，并以减免税收的方式奖励回迁企业。4月9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直接将回流支出100%费用化。同时，欧盟委员会于3月10日发布的新的产业政策文件指出，希望通过破除内部市场分割，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强化欧洲对关键产业的自控力，这也可能推动欧洲企业将生产设施转移回本国或更靠近本土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