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权力分配与技术:平台企业管理策略研究  

作  者:
陈龙 

作者简介:
陈龙,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电子邮箱:longc_pku@163.com。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内容提要:

本研究回到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概念,分别从组织,意识形态以及技术视角对外卖平台企业的管理策略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通过流程分割和分权控制,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外卖平台企业摆脱了对骑手的直接管理,平台系统和顾客成为新的控制主体;通过游戏包装骑手配送以及将配送工作游戏化,外卖平台企业间接激发了骑手在既有游戏规则之下进行“自发游戏”的可能,“自发游戏”不仅在意识形态层面确保了骑手对平台游戏规则的认同,而且促使骑手自觉投入到你争我抢的竞赛和比拼中;最后依托平台系统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数据化控制”将平台企业的劳动过程纳入到可计算的程度,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高度控制和精准预测。但与此同时,平台企业的管理策略也暴露了雇主逃避责任,不规范用工以及“数据化控制”对劳动过程步步紧逼等问题。


期刊代号:F103
分类名称: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复印期号:202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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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近几年中国外卖市场急剧扩大。从2015年的1348亿元猛然增加到2017年的2969亿元,三年时间规模翻了一倍还多;在线订单用户规模也持续增加,2016年中国在线订餐用户规模达到2.56亿人,相比2015年用户规模增长率为22.5%,2017和2018年在线订餐用户规模达到3.01和3.46亿人。①如同网购带动快递行业发展一样,外卖市场的急剧增长也带动了外卖骑手这一新兴职业的兴起。目前“饿了么”旗下注册的骑手已达300万;“美团”旗下的注册骑手也有270万。如果再加上“闪送”、“点我达”、“达达”等即时配送平台的骑手,中国骑手数量可能早已突破1000万人。但外卖骑手还只是新兴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创造的庞大就业规模的“冰山一角”。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②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参与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人数约有7500万人,同比增长7.1%;平台员工数为598万人,同比增长7.5%;未来三年共享经济整体年均增速将在30%以上,并会提供超过1亿的就业岗位。面对如此庞大的用工规模,摆在互联网平台企业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管理。

  通常来说,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劳动力的“不确定性”。企业总是希望将购买的劳动力百分百地转化到产品或服务中。但由于劳动力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必须出面控制。在以传统雇佣为代表的工业化大生产时代,马克思(K.Marx),布雷夫曼(H.Braverman),埃德沃滋(R.Edwards),布洛维(M.Burawoy)等学者先后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隐藏在劳动过程中的资本管理秘密,奠定了劳动过程理论分析的基础。但是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平台经济与传统雇佣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存在着很大不同,分享经济平台仅对劳动者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进行监管和控制,而其他时间不加以管理和控制;与此同时,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拥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权(吴清军,李贞,2018)。因此与传统雇佣行业相比,平台企业的控制策略发生了改变:控制主体从明确单一到模糊多元、控制手段从依靠人工转向人工智能技术、控制规模从雇主分散管理到平台集中化大规模管理(冯向楠,詹婧,2019)。除此之外,一个显著却至今被忽视的现象就是平台企业普遍用网络游戏包装骑手,甚至高调宣传“送外卖就像打游戏”③的工作理念。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在已有的相对零散的研究基础上用统一的分析框架总结互联网平台的管理策略;二是揭示网络游戏等新兴元素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管理策略中发挥的作用。

  2 劳动过程理论再思考

  2.1 劳动过程理论梳理:组织、技术与意识形态视角

  依照汤普森和纽桑的观点,劳动过程理论自产生到现在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代中期以前,以布雷弗曼及其支持者的观点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晚期,该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历史和当代的管理控制形式;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表现为对新范式理论的防御性反应和受福柯及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对工人主体性的研究;第四阶段是当代将劳动过程分析拓展到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尝试(Thompson & Newsome,2004)。本研究关注平台企业的管理策略,而布雷弗曼,埃德沃兹和布洛维等人的研究以揭示资本管理控制形式为主要目的。因此本文将从以上经典劳动过程研究中汲取营养,对照并总结当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管理策略。

  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通过剥夺劳动剩余价值实现积累的秘密以后,劳动过程研究的焦点就落在了资本控制手段的分析上。由于劳动力作为“可变资本”在转化为实际的劳动中充满不确定性(马克思,1867/2004),因此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取了什么样的控制手段。沿着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在组织方式或制度设计上,布雷夫曼对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提出的科学管理进行了批判,并在深入剖析泰勒思想的基础上归纳出科学管理在劳动组织方面的特点:搜集和发展关于各个劳动过程的知识;集中这种知识到经理部门;经理部门利用这种对知识的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及其执行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布雷夫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概念与执行分离。在技术方面,布雷夫曼指出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没有必要再让直接操作机器的人具有对机器的控制力”(布雷夫曼,1974/1978)。工人不仅失去了对机器的控制而且沦落为机器部件的延伸,“届时围绕机器来组织和部署劳动力的方式将变成一种疯狂的竞赛,工人沦落到被异化和排挤的边缘”(布雷夫曼,1974/1978)。

  埃德沃兹注意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工人对资本控制愈演愈烈的不满。尽管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推行福利资本主义,采用科学管理方法,建立公司工会,但整体上这三种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Edwards,1979)。面对工人的抗争,企业试图通过重新组织劳动的方式解决问题。在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控制系统完全由雇主掌握,先后出现雇主控制和等级控制两种控制策略。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两种控制策略继续存在于经济边缘中的中小企业,而处于经济核心的垄断公司由于等级控制的失效和大量文职人员的出现不得不采取新的控制策略——把“控制系统”嵌入到公司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中。“技术控制”针对生产线上的蓝领工人(Edwards,1979),“科层制控制”针对办公室的文职员工(Edwards,1979)。在谈到“技术控制”时,埃德沃滋还介绍了“数值控制”(numerical control)的发展,指出随着技术进步表现的“数值控制”不仅引导机器按照既有程序运作,而且建立起反馈系统。由于对工人工作的评估可以通过机器反馈实现,计算机实现了从指导工人工作到评估工人表现的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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