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人工智能相遇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事件。前者是最为古老的学科，后者是最新的学科。此次相遇将两大问题呈现出来：取代问题和超越问题。取代问题探讨智能机器能否取代人类劳动和工作①；超越问题探讨机器智能能否超越人类智能②。本文将重点讨论第一个问题。从现有讨论超越问题的方式看，更多是讨论能不能以及如何应对超越问题。但是这种方式多见于日常生活或者媒体上的表述，充满了渲染和修辞，并没有太多触及其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人类实践活动形式，如劳动、工作被取代的实质。③本文将从劳动的语义学分析开始，揭示与劳动有关的以痛苦和压抑为特征的文化记忆，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智能取代如何改变上述文化记忆的可能性。 劳动的语义分析及机器活动的双重本质 从语义学角度看，劳动(labor)至少包含了6种含义：(1)具有精神的或者身体的工作、苦工(toil)含义；(2)工作、工业的应用；(3)从事特定的工作和任务，尤其是非常困难的、大力神(Hercules)从事的任务；(4)工作、生产的结果或者产品；(5)与身体遭遇的困难、苦工、艰苦和压力有关的任务；(6)与撕扯有关的身体压力。④从牛津—拉丁语辞典中关于labor的词义分析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1)有三个定义是用工作(work)来解释劳动，这意味着工作—生产与劳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被用来规定劳动自身，并揭示劳动之所以为劳动的本质规定性，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与工作是一体的。(2)有三个定义显示出劳动更多是和苦力、身体或者精神上的压力有关系。高瑞泉教授也在中国古代汉语对“劳动”的词源学考察中指出了相似的规定。“从词源学的向度说，古代汉语中早就存在‘劳动’一词，不过其意义是指一般的劳作、活动，而且在‘大传统’中略微带有负面的意蕴，体力劳动更是如此。”⑤语义学规定无法说明劳动如何成为人类得以维持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条件，更没有说明上述行为的特定主体：传统社会中的人类劳动者和智能社会的非人能动者。所以不能为人们分析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劳动确立足够的根据。 从哲学角度看，描述与劳动有关的人类活动概念包括行为(behavior)、工作(work)、行动(action)等。⑥这些概念多与人类实践活动相关。一旦我们从实践活动入手，就会触及人类活动的形式区分。在哲学史上，对于人类活动的划分多是二元划分。最初是存在于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划分，这种划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划分为沉思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从价值角度看，前者比后者价值更加尊贵；从活动形式看，沉思的活动涉及的是思想的运作；后者涉及的是与技术有关的活动。这种划分主要澄清了活动的主体。沉思的主体被设定为精神或灵魂；实践的主体被设定为身体。但是这种划分的出发点却是抽象的。在二者那里，人是什么样的人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而且留下了一个空白：如何界定政治活动？如何理解奴隶活动？这是上述理论—实践框架划分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对这种局限的克服导致了新的划分的出现，这就是劳动与行动的区分。这种划分可追溯到德国近代哲学，并且在当代德国哲学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所谓劳动，即“通过使用技术而对自然环境的操控，它是由工具理性引导的。……它被看作是人之为人的三个基本特征之一。……在黑格尔那里，正是通过劳动，人与周围的世界发生关联，同时改造它”⑦。而行动多指向人与人发生的关系。这种划分的好处是对活动的对象做出了明确规定：劳动指向物质对象，行动指向人类自身。并且这种划分为理解政治活动、奴隶活动提供了可能。但是这种划分的局限是无法明确活动的具体语境。与具体语境有关的划分表现在“事”和“活”的区分。这种区分将人类活动的两种形态明确下来。与之相应的是“做—事”和“干—活”的两种行为。这种划分无法追溯到某个特定阶段，这两个说法常常用来作为一种日常描述，出现在很多影视剧中的“做事了”“干活了”就更多是描述一种日常平凡人的活动状态。上述两个二元划分的框架都包含着一个基本预设：能动者的优先性。无论是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劳动/行动、事/活的划分，其主体都是能动者，作为主体存在的人。但是如何解释被动者的活动呢？或者说奴隶社会中奴隶的活动以及工业社会中像机器一样工作的人的活动呢？奴隶很显然不具备自我意识，其活动主要是遵循主人的意图的活动。以机器方式行为的人相比奴隶，拥有了自我意识，但是自我意识被机器淹没，如在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就是马尔库塞曾经分析过的“单向度的人”，只是技术系统的一个环节而已。 能够解释被动者活动的框架来自阿伦特建立的三元划分。阿伦特建立起来的是基于劳动、工作和行动的三元框架。她在《人的条件》一文中成功地将人的条件设定为劳动、工作和行动等三个维度。劳动是三种条件中的最基本的规定性。“去劳动意味着被必然性所俘获，这种被俘获内在于人类生命的条件之中。因为人们被生活的必然性所统治。他们通过借助力量，统治那些服从于必然性之人，可能会赢得他们的自由。”⑧在她看来，劳动与动物活动相关，工作与技术活动相关，而行动则是与政治活动相关。很显然，我们用“劳动”可以解释奴隶的活动。“工作”可以用来解释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以及像机器一样工作的人的活动。但是阿伦特的框架有一个被遮蔽的理论预设：技术的工具性。在上述划分中，技术成为实践活动的工具，成为劳动得以可能的工具，服务于做事干活的目的。这一点在传统社会中是成立的，工业机器及其后来的计算机并不具备自我意识，只能接受指令，依然停留在工具层面。而在智能社会中基于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的智能机器已经远不是机械意义上的机器了，“深度学习的精妙之处更在于能够自动学习提取什么样的特征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性能”⑨。它们首先可以像“人一样思维和行动”(S.J.Russell)。随着通用智能技术的成熟以及相应难题的解决，如灾难性遗忘，智能机器完全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经验和经历，产生机器活动甚至自主意识。所以需要发展出新的理论框架将机器活动纳入理论的解释范围。 当我们对机器活动展开探讨的时候，就会碰到机器工具性设定的界限。在界限边缘处，机器活动的双重本质开始显现出来：其一是人类工作的深度科技化(自动化—智能化)趋势，取代意味着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式让人们摆脱身体痛苦压力和劳作，从而获得自由状态；其二是机器活动的崛起(机器的自我意识)，机器从“准人类活动”向自身活动的过渡，它们共同指向了劳动及其自身的中断。 第一重本质指向人类活动的深度科技化过程。在第一重本质中，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哲学话语分析很容易混淆在一起。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人类工作被取代的大量现象。众多的相关研究已经指向了这个趋势。我们不需要太多地描述现象，而是分析其实质。这一现象的实质是人类工作自动化的可能性，即哪些工作易于被自动化？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机器已经取代人类某些特定的岗位。比如快递无人机、陪伴机器人、看护机器人等等。美国学者保罗·多尔蒂指出了未来的变化，诸如出现新的工作模式、关键企业流程中出现新岗位和传统工作流程被全面颠覆等观点。⑩在我们的生活中，某些工作的主体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甚至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也在发生变化。算法min max Ex[log(D(x))]+Ez[log(1-D(G(z)))]曾经制作出一幅艺术作品《爱德蒙·贝拉米肖像》，拍卖了43.25万美元。如此，未来社会可能会形成一种多元的工作主体状态，人和机器都可以成为工作主体，无人机送快递与人类送快递并存。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人类工作岗位的自动化、智能化的深度融合，甚至是完全被智能机器替代。对工作的分析势必指向对劳动及其他实践活动的分析，可以想见，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自动化过程，以机器为特征的自动化将席卷人类的多数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