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荣英(1963- ),男,河南省开封市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河南 开封 475001

原文出处: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人是一种有生命的个体存在,应从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维度分析人的生命本质及其生态学意义;人也是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应从人的能动活动这一“类生活”“类能力”的整体视域把握“现实的人”的“类本质”及其生命共同体意义;人还是一种实践存在物,应从人特殊的实践存在维度彰显人的社会本质及其生存论意义。唯有在马克思实践人本学基础上实现三重维度的叠加与整合,才能表征与彰显人实现自由生存和全面发展的实践本质与生存意义,形成一种具有全面性、丰富性的人学语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生存论,在人的本质观上完成一次重大的理论跃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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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2-0014-08

       近年来,人的实践本质的把握方式及其生存意义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已然成为一种显学,它犹如一个巨大的思想引力场,吸引着哲学界诸多学者对之进行反思和追问,成为聚焦众人目光的学术热点。基于“实践是人特殊的存在方式”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诸多学者对马克思的人本思想进行了实践性解读,开辟了一个极其广阔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本学”研究的新视域和新理路[1]。

       譬如,有的学者采取中、西、马三家哲学比较的方法,剖析了马克思主义人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人的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路,旨在从政治角度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弄清楚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意义问题的世界观上的差异和方法论上的对立,注重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问题所映现的阶级意蕴与政治原则的区分,却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形成过程的认真梳理,致使马克思人学的实践本质及其生命意义处在被遮蔽状态[2]。在马克思人学的比较研究中,不少同仁非常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人学与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意义问题上的异同辨析,旨在弄清楚马克思人学产生的理论境遇、社会现状与文化底蕴,但没有指出马克思人学的实践性意蕴和人的实践存在的对象性特征,更没有揭示出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及其生存论意境何以能够实现哲学思想上的一次划时代变革。

       又譬如,有的学者基于马克思实践人本学与费尔巴哈直观人本学的比较研究,虽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界定,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一种以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新人道主义,分析了它的社会特征并对之进行了全面解读,但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思想的理解并不深刻,仍没有深入分析马克思实践人学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存在论意义[3]。还有的学者以历史性的解读方式致力于对马克思人的本质观发展过程的研究,认真探察并把握到了马克思人的本质观形成、发展的整个思想历程和动态历史真相。但是,由于忽视了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对现代西方哲学人的本质观的内在缺陷进行分析批判,极易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的退行性理解,不仅不能凸显马克思科学实践观在人学尤其是在人的本质问题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还会造成二者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思想混淆,而马克思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所开启的对“现实的人”的生存本质及其实践意蕴,以及对人的存在本体及其生存意义等问题并没有获得深刻解读[4-5]。

       笔者曾经主张,必须以实践把握方式实现多重视域的内在融通,从人的实践存在与自由发展的维度,彰显马克思哲学所开辟的实践人学理路及其存在论意义。只有把人的存在际遇、人的存在意义、人的生存悖论、人的生存矛盾,以及“人是什么”“我是谁”等存在论难题,置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视域中进行探讨,在学理上才能凸显实践人学的生存论意蕴,并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质观进行辩证考察与批判分析,以划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人学本质论上的原则界限。进而还要在同属于唯物主义人学思想的内部,又刻意把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作比较分析,指出马克思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大都忽视了对人文精神之社会存在论意义的分析,没有指出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不懂得人的本质的内在结构及其实践内涵。笔者建议,应站在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立场上,指出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内在契合;应辩证地考察人与社会的实践关联,因为人的生活理想与现实境遇的矛盾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可能在理性世界中得到解决,唯有在实践中才能达到和解。这样,马克思实践人本观的学理研究就会获得一次深层次的跃迁,并可对之进行前瞻分析,真正探寻出马克思人学的实践特质及其本真内涵;通过对“马克思实践人学理论何以能够实现中国化”的解答,探索出“现实的人”的自由生存意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分析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对人的生物本质、类本质与实践本质的多重阐释,以便能够从历史视域出发不断开掘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意义的完整理解和历史思考。

       一、人的生物本质及其生态学意义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否定他对人的生物生存及其真实意义分析的基础性意义。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仅人的身体属于自然界并存身于自然之中,而且人的精神生活也同自然界具有内在牵连,“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6]167。自然属性与生物本能是人的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具有同一性和同源性,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自然本质及其生存意义的论述,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应当只看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区别就忽视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更不应当只看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就忽视了对费尔巴哈思想的继承。当然,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人之何以为人——的探究,不能仅仅从生物生存的某一特定方面或角度展开,而必须研究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和人的本质的总体视域,以便揭示出实在的和完整的人的生存实体及其真正意义,并不断接近人的存在本体和人之为人的全面真理。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146,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但只有基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考察和把握住了人的生存方式及其完整的本质,才能把握到具体的人的存在真谛及其生命表现。“人不是纯粹的动物性”存在,其自然本能也是属人的自然本能,人身上残存的动物性也“是属人的动物性”[7]76-77,是作为活动主体所显现的生命特质。正如列宁所说的,“具体的主体=人的生命”[9]。生命是人成为主体的前提,而实践确证了人的主体地位与能力。不能撇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人的生物机能与自然属性,否则,就会像费尔巴哈那样,抽象地看待人的生物性并将之视作人的“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6]94,就会无视人与动物的差别,把属人的自然性等同于动物的纯粹自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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