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实体与语言:话语权威的形而上追问

作 者:
张丽 

作者简介:
张丽(1987- ),女,山东淄博人,博士,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形而上学与精神哲学研究。武汉 430070

原文出处:
理论探讨

内容提要:

在形而上学研究中往往通过“形而上”与“形而下”关系的论域,给予言说现实世界存在合理性的话语系统以最高真理的明证性和最高权威的话语力量。在形而上学形态史演进中,经历本体论型塑理念世界的至上权威,主体性原则型塑法和国家的实体权威,语境世界型塑交往理性的现实权威的基本解说,可以揭示明证形而上学最高真理的理论系统与确证现实世界存在合理性的话语系统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共谋关系。基于这一判断,形成在理论层面揭示形而上学话语实质以批判现实世界话语权威的理论意义,在现实层面消解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以解构现实世界话语权威的现实意义,搭建起探讨当代形而上学研究对于消解现代性话语、超越现代性危机具有批判现实(理论武器)和改造现实(培育主体)之实践意义的重要理路。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0 年 08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B01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20)03-0059-07

       在反现代性思潮中,形而上学追问现实世界何以存在和何以如此存在的理论思路,形成其超验的、先验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架构,抽象的、形式的研究方法和逻辑塑型,至上性、根据性的研究思路和问题本身,共同成为质疑形而上学是否仍然具有观照现实问题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能力和理论必要性的主要方面。现代哲学中反形而上学的理论努力,或在本体论层面拒斥普遍性、同一性、绝对性原则,发展异质性、非同一性、有限性原则;或在方法论层面拒斥抽象、逻辑、形式的方法,发展语言、交往、实践的方法,然而往往在回应现实世界何以存在的合理性根据这一问题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乌托邦色彩。可见,在形而上学视域中通过“形而上”与“形而下”关系的探讨,回应现实世界存在合理性的论证仍然在理论层面具有本体论意义,在现实层面具有根据性意义。形而上学研究在其理论实质上看,正是通过塑造“形而上”的理想世界、理想人性或理想话语作为“形而下”的现实世界、现实的人或现实生活的最高真理,确定“形而下”存在意义和存在方式的最高权威,从而在形而上学的理论完备性、原则合理性和逻辑自洽性中确认“形而上”统摄“形而下”的话语根据,而不致在追问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何以存在的根据时被拖入不可知领域。

       由此,形而上学的理论发展,一方面,始终是现实世界对形而上学所型塑的最高真理和最高权威的话语系统的质疑和重建。这一趋势推动形而上学从世界本原说中开显,从整全性和至上性的本体追问到绝对精神的国家、法的实体追问直至生活世界交往理性的话语追问,其研究对象逐渐下移至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产生了在生产交往活动中建构政治生活最高秩序的形而上思路。另一方面,始终是维护形而上学作为最高真理的明证性,推动自身理论体系发展和完善,实现形而上学话语实质的内在目的的理论需要。形而上学在理论层面处理“一”与“多”、“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单个人”与“人类”、“自我”与“绝对”等关系,直接产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抽象性方法与逻辑自洽性,共同构成形而上学在他者视角审视人与世界的明证性,确证其作为关于理想人性和理想世界的最高真理,从而以真理形态遮蔽形而上学型塑“形而上”对“形而下”最高权威的话语实质。这一趋势必然推动形而上学从本体论的二元结构、理性逻辑的实体论证、发展至交往理性的理论系统,意味着形而上学通过理论体系的愈加完善,容纳更多异质性因素,其产生的遮蔽和巩固现实世界话语权威的根据力量愈加增强。可见,在形而上学历史演进中考察形而上学型塑现实世界最高权威的真理形态,勾勒与其具有共谋关系的现实世界话语权威,从而在理论层面揭示形而上学型塑最高真理和遮蔽最高权威的话语实质基础上批判现实世界知识—真理系统的话语功能,在现实层面消解形而上学型塑最高真理的理论体系过程中解构现实世界的话语权威,从而使当代形而上学研究在当代社会超越现代性危机的宏旨中具有批判现实乃至培育改造现实的主体力量的实践意义。

       一、古典形而上学:本体论与至上权威

       古典形而上学提供对世界整全性的根据追问,建构起“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二元结构,勾勒着“形而上”作为探求现实世界存在知识的真理之路,确认出脱离个体、现实、经验的普遍性原则和抽象方法,形成“形而上”统摄“形而下”的至上权威,奠基着形而上学型塑形而上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最高真理和最高权威的话语理路。

       在形而上学的发轫阶段,“世界本原说”尝试通过追问世界发生的根源、规律和趋势给予现实世界存在根据以理论形态的探讨,从而逐渐开显赋予生成性或动力性意义的抽象内涵作为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这一思路仍无法摆脱研究对象的自然物载体,尚处于形而上学作为思辨、范畴、逻辑研究的开蒙阶段。随后,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数理逻辑中寻找符号意义,在“数”的规律中寻找处理“一”与“多”、“普遍”与“特殊”关系的和谐秩序,形而上学的抽象性逐渐增强。直至巴门尼德提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第一次明确思维的对象是“存在”,“存在”必须通过思想来把握。人们在思维世界中确认“存在”的存在,形成关于“存在”的知识即为真理,逐渐形成通过“形而上”的真理之路奠基并给予世界秩序的合理性以“至上权威”的基本理路。随后,智者学派开始在人的抽象能力这一视角奠定人通过思维实现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进而形成关于共同生活伦理秩序和公共知识的基本思路。直至苏格拉底以“自知无知”的方式明确现实的人必须依靠理性神赋予的理性能力,才能获得道德的至善、智慧的至真、审美的至美的理性知识。理性神是保障现实的人具有理性能力,进行理性活动,获得理性知识的最后根据。这一理论直接影响柏拉图的“分有说”。“分有说”一方面将“理念”从特殊的附着物上抽象出来,形成概念和范畴,作为具体可感知事物感性认识的根据;另一方面,又将“分有”作为具体的物具有真实性、价值性和存在性意义,“分有”是具有完满性、整全性、绝对性的“理念”的一部分,是任何事物在思维中得以抽象把握,并通过真理形式呈现和肯定的基本途径。可见,在“分有”说中“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比较模糊的理论概纳,并逐渐在形而上学理论系统中确认出特殊、个别服从于普遍、整体这一基本原则。由此,古典形而上学确认了思维存在的知识形成的“真理世界”与思维现实的知识形成的“经验世界”的“两个世界”学说以及“真理世界”是“经验世界”的最后根据,是对经验世界真假、是非、善恶进行研判的最高权威这样一种二元权力结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