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利益”之辩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忠军,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刘怡彤,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思想”与“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对“思想”与“利益”关系的辨析是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立场的前提性基础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等相关论断,不仅批判了以布鲁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对“思想”与“利益”本质规定和相互关系的错误理解,而且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思想”与“利益”的多重本质内涵,进而揭示了“利益”之于“思想”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思想”之于“利益”的能动性作用。这些相关论断为思想政治教育坚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提供了基础理论和文本支撑。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正确理解和把握“思想”与“利益”辩证统一关系的前提下,在理论研究上防止“思想”脱离“利益”的抽象性,避免“利益”空乏“思想”的庸俗性;在实践运用上,增强“思想”观照“利益”的现实性,提升“利益”趋向“思想”的自觉性。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20 年 08 期

字号:

       [DOI]10.15939/j.jujsse.2020.03.zx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03这是文本中集中阐释“思想”与“利益”辩证统一关系的经典论断。该论断出自文本第六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神圣家族“精神领袖”布鲁诺颠倒“精神”与“群众”的关系、否定“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无限夸大“自我意识”的思辨哲学中提出的。

       《神圣家族》开篇序言第一句就这样写道:“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1]7德国古典哲学既不关注现实世界,又不重视物质利益的两种特质相伴相生,在精神领域里建构世界、批判一切是其一贯传统。当法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拿起笔和剑与封建王权、私有财产、道德异化进行战斗时,德国资产阶级却躲在思辨王国中“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1]48。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写作《神圣家族》的目的就是“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1]7。这种思辨哲学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完成建构的。在黑格尔哲学中,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呈现史,绝对精神是一种超验存在。黑格尔历史观规定了德国古典哲学“思辨的、奥秘的”历史观本质。对于“现实的人”来说,“经验的、明显的历史”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1]108,其中必然不会寻找到有关“利益”的思考。

       以布鲁诺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继承者,他们仅仅抓住黑格尔哲学中自我意识这个方面,并把它夸大成滑稽的漫画效果。马克思、恩格斯一语道破他们的自我意识哲学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1]7。因为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在思辨领域的抽象演绎,所以其行动也仅仅“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1]109。布鲁诺提出这个行动就是“纯粹的批判”,他又把自己和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1]108规定为从事这项活动的主体,把群众选择为“纯粹的批判”的重点对象。在他看来,限制自我意识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不具备自我意识的群众。更荒谬的是,他所理解的群众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一种体现为“精神的空虚”“思想懒惰”等“凝固不动的本质”的概念。群众在他心中“无非就是这些抽象的品质,是这些品质的另一种称呼,这些品质的虚幻的人格化”[1]107。因而他的理论主张只是想“使群众摆脱自己的群众的群众性”[1]12,也就是想使群众放弃物质变革而趋向纯粹精神,自然不会关注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洞悉以布鲁诺为首的神圣家族“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内部的旋转,因此,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趣了”[1]182。特别是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面对关于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的限制、《林木盗窃法》草案的辩论、摩泽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状况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2]588。马克思愈发意识到社会各阶层的特殊利益支配着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接触关于物质利益的难事日益增多,他们清楚地发现这种看似革命的思辨哲学在现实问题面前的软弱无力,根本“不能提供任何东西”[1]192。因此,他们转向了从社会物质利益及物质利益关系出发理解、诠释和改变现实世界的致思路向。

       一、经典论断中“思想”与“利益”概念的内涵阐释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经常探讨的两个重要概念,“思想”与“利益”在不同文本语境中往往指代不同含义,并且其本身也呈现出多重内涵。只有返回“思想”与“利益”提出的原初语境,才能准确把握两者的本质规定及相互关系。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之“思想”。《神圣家族》的写作目的是揭露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显然,这种“思想”与“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本质迥异,不是“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1]108的“思想”;不是“在想象中独立于世界之外”“高高地超越于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之上”[1]49的“思想”;不是来自“概念的必然性、它的证明和演绎”[1]26,走向“思辨的循环”[1]182的“思想”;不是通过“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质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1]75,又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1]75的“思想”;也不是把“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1]109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是什么?可以从五个主要方面探析“思想”的本质内涵。

       一是“思想”的主体。“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103“群众”是“思想”的主体,“思想”不仅是由“群众”创造的,也是依靠“群众”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1]22“群众”不是“精神空虚”的思想对立物,而是社会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影响和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