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20)04-0079-18 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0.04.00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的创新活动进入新一轮爆发期，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新生物技术等方向取得多点突破，这带来了国际分工和世界竞争格局的重新调整和布局。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不景气和经济增长乏力，使得各国都致力于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发展动力。而对于中国而言，还面临着经济转型发展的“阵痛”：依靠人口、土地、资源等要素投入驱动发展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亟待转变此前“三高一低”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有效转换。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外部市场不景气与内部转型发展需求迫切等多重冲击下，将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创新驱动发展这一国家重大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践中，中国将企业放在技术创新的主力地位，并构建了一套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为核心的一揽子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如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于2007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国务院2012年印发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等。这也直接带来了中国研发投入总量的大幅增加。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自201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经费)总量超过日本以来，中国该项经费投入一直稳居世界第二。2018年R&D经费投入强度为2.19%，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2.13)，而总量则接近2万亿元。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和具体落实，带来了中国科技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其中，2018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4万件，占全球总量的46.4%，其数量相当于排名第2位至第11位的主管局申请量总和。但中国科技创新水平数量上的激增，并没有带来质量上的跟进：2018年中国科技创新实力排名为全球第17位。此外，技术创新整体实力相对落后，还反映在宏观层面的发明专利占比较低、高质量技术创新较少，以及微观层面“骗补式创新”“策略式创新”问题凸显等方面(申宇等，2018)。 在迈向创新强国之路上，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为核心的一揽子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是提升中国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制度安排，但中国科技创新实践中凸显出的“强数量、弱质量”表征引发了这样的思考：中国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到底激励了技术创新数量还是技术创新质量？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本文将利用机器学习与语义引用方法测度1986-2016年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税收普查数据和重点税源数据，实证检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等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质量激励效应和数量激励效应。 探讨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是否提升了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①本文从学理上提出了测度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机器学习方法，从专利这一维度进一步聚焦到专利内部的“创新基因”维度，为更准确识别和测度技术创新质量提供了新方法和新视角；②基于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准确测度和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全面梳理，本文较系统和准确评估了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效应，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③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颠覆性、前沿性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本文再次强调了技术创新质量的重要性，以及从创新质量观对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进行科学评估的必要性，客观上提出“以高质量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系统框架分析与理论假说，第四部分是模型设定和数据处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分别是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技术创新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分工格局重塑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直接影响了一国或地区的全球竞争力与地位。鉴于此，全球各国或地区都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从税收、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为微观主体技术创新提供激励性的制度安排。全球范围内的创新激励实践“热潮”也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情。其中，一个显而易见但至关重要的话题是：这些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在激励微观主体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效果如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卷帙浩繁，大致遵循了“从数量到质量”这一思路来评估其政策效果。 就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对技术创新水平的政策效应，早期的研究主要从创新活动的投入即R&D投入水平的视角来展开，主要得到了以下三大观点：①挤入效应。一是政府通过制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高了企业研发活动的动力，进而拓宽了企业研发边界，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二是税收优惠等技术创新激励政策，还会降低企业研发投资的风险性、增加投资收益(Mamuneas and Nadiri，1996)，导致研发投入的增加。三是创新激励政策能为“政企研”科研合作平台的搭建提供推动力(许治等，2012)。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弱的地区而言，贷款贴息类型、专利资助等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可以缓解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负效应，提升企业研发投入(Hall and Harhoff，2012；张杰等，2015)。四是出口退税、创新补贴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对研发活动的挤入效应，在发展中国家以及民营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显著(陈林和朱卫平，2008；余明桂等，2016)。②挤出效应。相关文献认为，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可能导致企业对政府研发投入产生过度依赖。例如，当企业能够从政府获得的科技活动资金越多时，企业会减少自身的研发投入(许治等，2012)。③非线性关系或无影响。李苗苗等(2014)发现，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而言，财政激励政策对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而张杰等(2015)则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小企业私人研发的影响并不显著，且无偿资助等类型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却未对企业R&D产生挤入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