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指恩格斯逝世以后至英美马克思主义开始兴盛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焦点问题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一个重大的、长期存在争论的话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日益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个话题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一时期人们关注的学术命题、理论困难和争论焦点不仅决定了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发展逻辑，而且仍是我们当下需要面对的理论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冲突和整合？为什么面对同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不同学者会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性质给出截然不同的阐释？不同阐释方式之间争论的焦点和核心是什么？这种阐释的多样性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有何意义？这是本文要分析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当代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非常关注，主要表现在：(1)学者们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伦理思想进行深入挖掘，重点阐述“道德”“正义”“平等”“美德”等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内涵；(2)学者们借助于当代哲学和伦理学发展中兴盛的各种理论(制度功利主义、道德心理学、建构主义等)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多种版本；(3)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整体状况进行总体评价，给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怎样一种伦理学的判断。 我国学术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更加关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丰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伦理思想非常重视，老一辈伦理学家李奇、罗国杰、甘葆露、宋惠昌等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典作品的同时，结合中国实践，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年轻一辈的伦理学工作者在充分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和伦理学前沿理论的同时，更关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新观点、新方法。学者们介绍和评价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译著和专著不断涌现，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热点问题(正义与非正义之争、道德与非道德之争等)所进行的讨论和商榷如火如荼；还有很多学者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全新解读(“混合的义务论解释”“后果主义解释”“美德理论的解释”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评价。 在阅读和分析上述理论成果时，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逻辑和轨迹时存在“重视两头，忽视中间”的现象。也就是说，学者们更多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初的伦理思想，关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当代阐释，但关于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专门研究并不多。然而，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正是由于20世纪上半叶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曲折探索，才使得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尚未形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同时也为20世纪下半叶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热烈讨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问题阈。 纵观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中的若干重要争论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三次争论，梳理其中基本的学术观点、学术命题和学术思想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0世纪初，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针对“马克思主义是否缺乏伦理学”展开内部争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坚持道德理想促进人类行为的重要性，因而希望被马克思判定为意识形态的道德规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主义则坚持伦理观念的从属地位，更强调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在P.格里尔看来，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有关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理论的最持久、最详尽的讨论”[1]。其中最为核心的差异存在于“科学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两种立场之间。从表面上看，这场讨论涉及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理论关系，更深入地说，是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 伯恩施坦与考茨基的主要分歧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以实现社会主义。伯恩施坦拒绝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预言。他采取了渐进的策略，情愿把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目的“暂搁在一边而首先要求达到当前目的的实际的社会主义”[2](P118)。伯恩施坦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套科学原则实际上就是经济决定论：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中，个体的人将失去他在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但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不能够也不应该建立在一种与人性无关的中立的科学之上。他认为，既然在现实状况下，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就需要有其他力量作为辅助来支撑社会主义信念。考虑到从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内部很难发掘出什么道德力量，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求助于外在的道德理论。由此，伯恩施坦提出“回到康德”(Back-to-Kant)，即把康德的道德哲学补充进马克思主义。那么，为什么伯恩施坦认为康德的观点可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呢？在他看来，康德在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使得由普遍必然性统治的知识领域与由实践和道德活动统治的自由领域成为两个不同的领域。根据这种划界，伯恩施坦相信，康德伦理学可以独立地被补充到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应该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康德式改造，并非以否定马克思主义为目的，而是要为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补充进一套专门的价值观和道德理论，用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话说，“修正主义者”不是指那种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人，而是那些寻求修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具体来说是指那些试图遵循康德哲学路线修补马克思主义的人[3](P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