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本身是一个其内涵只是得到约定俗成理解的概念，千百年来虽经努力，却一直未能出现一个其精确的内容为人们普遍严格认同的经典定义。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知识是真实的、通过了论证的见解。”①本文所使用的知识概念，意指主体间可交往的对客观事物状态的描述、反映、认识的相对系统化的结果。知识与信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知识的主要内容便是对客观事物状态的描述信息，但这种信息具有系统性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讲，信息是相对原始的、零散的知识，而知识则是经过思虑的、系统化的信息。本文所使用的知识概念，便是这样一种相当广义的知识-信息概念，它不仅涉及普遍性、规范性、学理性的知识，而且也观照到具体的、应用的、经验的、实践的知识。 人类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大体上讲以社会变化很小、发展缓慢为基本特征之一，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知识-信息的严重缺乏。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使知识与信息获得了爆炸式的增长——在某国际新闻机构的欧洲控制室里，每天流人该大楼的数据量，比全人类从苏格拉底去世到电话发明的约两千三百年里产生的总量还要多，而且还使得整个地球变成一个以巨量的知识与信息密集交流为特点的统一性的网络世界。知识与信息通过占据信仰曾经占据的地位，而强有力地定义了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知识与信息革命完全可以与近代工业革命的意义相媲美，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历史性事件。 知识-信息社会毫无疑问获得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企及的发展速度，从总体上看，开阔了存在于这一历史阶段里的人的视野，改善了其生活质量，优化了其健康状况，延长了其预期寿命，扩展了其行为空间。然而，在增进人们的自由能力的同时，知识-信息社会也产生了一些对人的自由构成严峻挑战的现象。一方面，从内容上看，有些知识能够造成限制与损害人的自由发展空间乃至毁灭整个人类的严重后果；从形式上看，有些知识可以被少数精英有意垄断和肆意利用，成为支配和控制广大受众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导致行为主体很难达到对全面的、整体性的知识的掌控，从而不可避免地处于无知的常态化状态，于是其自由自主的决断能力也就大大受限。人类自由受到侵害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个体之人的人身安全在政治与宗教的纷争中受到侵害，其身心完整性的自由受限，这就构成第一代人权抗争的目标。第二阶段，个体之人的社会安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其弱势群体的身份而受到侵害，其经济、社会的自由受限，这就构成第二代人权奋斗的目标。第三阶段，个体之人的决断安全在知识-信息社会中由于关键知识的被垄断或被扭曲遮蔽状态而受到侵害，其自主选择的自由受限。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决断之基础与依靠的知识-信息拥有权，就构成新一代人权诉求的努力方向。从历史上看，知识确有推进入的自由解放的革命性作用，但当知识蕴含着某种有害后果或者被人有意垄断或肆意滥用时，它就会阻碍乃至毁灭人的自由。人们唯有尽最大可能拥有掌握客观与主观世界真实和全面的知识-信息这样一种能力，自由才可以预期。 一、知识与自由之间的正向激励关系 从人类发展史客观事实的角度来看，知识-信息与人的自由一开始的确是一种正向促进的关系：知识-信息越是增进，人们便越是自由；人们越是自由，知识也就越是繁荣。健康的人类理智应当是科学式的，即对偏见与专断的消除，对监视与控制的排斥，对内部与外部枷锁的挣脱。科学知识、技术发明不仅能够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作中解脱出来，令其告别饥饿与贫困成为可能，而且也能使人们得以祛除先前占支配地位的与社会、政治、宗教的观念相联系的精神强制与理智束缚，有机会仅仅是听从真理，而不是某种上位权势的征召，因而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同时，知识与信息越是自由与发达，社会便越易革新与开放。而社会越是开放，则知识自由便越能得到伸张，新知与发明便更加丰富，公助与私助的研究就得以推进，科学便越是发展繁荣并富有成效。 席勒曾经说过，艺术是自由之女。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则言，自由是科学最早的女儿。②鉴于知识的增进对于自由的提升作用，人们亦可称自由是知识之女。波普尔就讲：“人们能够知道，所以才是自由的。”③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色诺芬(Xenophanes)身上就体会到了知识对于人的心智的解放作用。传统希腊神话中彩虹被誉为女神伊丽斯(Iris)的显现。而色诺芬则言，被人们称为伊丽斯者，不过是一种彩云而已。他的这种解释一方面揭穿了神话，另一方面批判了宗教，使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心灵启迪：对自然现象赋予神迹之研判，应让位于理性的科学的解释。12世纪当第一批大学从修道院学校脱胎出来自立之时，法国、意大利的校园环境里就充满学术自由的气氛。文艺复兴时期，视知识与力量为一体的培根，就将科学进步与社会进步等量齐观。启蒙运动时代仍受国家监控的哲学家们，力争自身自由讲授与发表其观点的权利，他们坚信，知识具有推进社会的自由与自主性的解放作用。“知识的进步服务于公民与文化的发展之理念，在这个时代被视为理所当然。”④如果说以前人们更重视的是知识增进对于自由的提升作用的话，那么可以说到了17世纪，特别是斯宾诺莎之后，一种更加强烈的呼吁支配了思想界，即科学与科学家在理性地塑造其自身生命的过程中，应自觉地从国家及教会的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无条件地倡导一种自由建构与传播其理念的权利，一种自决权以及研究和教学上的广泛的自由。斯宾诺莎由于鼓吹思想和哲学自由以及对宗教不妥协的批判态度，而使自己的一生都处在一种压抑的状态。在其匿名出版的《神学政治论》中，他主张“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允许想之所欲，允许言之所想”⑤。在斯宾诺莎看来，这一自由对于推进艺术与科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当人们拥有自由，而不是仅仅依据事先规定下来的判断，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成就。斯宾诺莎所认同的并不是特殊的科学家的自由，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遍的思想与言论自由。斯宾诺莎的这一自由思想在18世纪康德那里得到了承接与发扬光大。在《何为启蒙？》中，康德强调自由是在一切事物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对理性的运用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⑥而康德思想的后继者费希特，则既主张自由对于科学知识的推进作用，又强调科学知识对于社会解放的巨大贡献。1811年，费希特在就任柏林大学校长时的演讲中，阐明了学术自由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他所理解的作为办学之要旨的科研与教学自由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向外，学者作为知识分子，其自由的研究可以影响到公共讨论，从而有利于普遍福祉的增进；向内，学者作为纯粹科学家，可以借助于其自由自主的潜心钻研和传道授业，从而贡献于其专业智识的持续深化。⑦同时，费希特还展现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就已存有的对科学知识本身社会实践作用的乐观估计。在费希特看来，科学家的活动方式与人类普遍的社会进步有着密切的关联。科学的尊严并不在于它对社会物质经济层面，或者对于人和自然关系上的贡献，而是在于它对社会文化及政治资本的层面，即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贡献。科学家能够以理念启蒙者的姿态通过为这个时代提供一种具体的实践知识的方式，来引领全社会实现依照规划的政治改变。科学家作为观念的制造者和历史的作者，可以启动对社会进程的干预战略，以便推进历史发展的持续。总之，科学知识具有指导社会的功能，科学理论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着精神导向和道德革命的作用。不仅是费希特，18世纪西欧的知识分子们也普遍抱持着对知识能够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的信仰。这就不难理解，18世纪的市民民主运动与现代科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们均坚信，科学知识为工人阶级在争取一种人道的社会以及精神和物质自由的活动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一句话，科学能够带来解放的希望。到了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把费希特既主张自由对于知识的促进又强调知识对于社会的解放的理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密尔在《论自由》中所探索的是与斯宾诺莎同样的问题：个体为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应防御来自国家与宗教的侵害。他坚信任何一位成年个体都应把自己理解为是其身体和头脑的主人，任何外在的强制性的干预都需要有合法的理由。⑧而在《时代精神》中，他又坚信启蒙、教育、知识与智慧能力构成民主得以增强的充分前提，时代理智上的进步，知识的培育、传播与提高，能够带动整个社会文明跃升到一种新的高度。托克维尔从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中得出结论：知识对于民主治理是必要的条件，美国公民的教育程度对于维护民主具有重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在19世纪中叶，不论是密尔还是托克维尔，均坚信知识拥有政治解放的力量，知识的广泛普及(这里甚至包括“表面的知识”)、教育的全面推广，能够把民众从传统习俗中解放出来并增进其选择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一种更好的社会。这样一种信念在20世纪都还一直持续着。知识与自由具有互相促进的效果，这已被20世纪后50年的历史经验所证实。在西欧与北美的工业化国家，从1950年到2000年的这段经历是以往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所无法比拟的。知识-信息的状况与人的视野开放及富裕程度从一种长期的视角来看，显然具有正相关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里，民众所享有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普遍的物质繁荣、提高了的平均教育与知识水平、相对和平的共处状态，共同标识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