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0)03-0066-17 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曾从出版业的繁荣这一“社会经济最显著的发展”切入，以“都市文化、坊刻与性别松动”为题，指出随着17世纪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出版、坊刻的繁荣与书商的活跃以及大众读者的涌现，在晚明书籍出版的商业活动和市场扩大，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她在书中毫不吝啬地使用了“出版革命”一词：“出版业是以满足对实际知识的需求为前提的，它本身就是商业化和货币化社会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显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词能够形容嘉靖时期(1522-1566)中国出版业出现的转折。它不是一种技术革命——所有的雕版技术在9世纪已经成型——而是一种出版经济和学习文化的革命。”[1](P36)张海英在讨论明清“商书”出版时也使用了“出版革命”一词，认为明清时期出版印刷业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印刷成本大大降低；民间出版业，特别是商业出版空前繁荣[2](P340-359)。但这两位作者均未就“出版革命”所需要衡量的指标展开论述。沈洁《科举改章、停废与晚清书业革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一文，也在“书业革命”的话语下讨论了上海新书业的肇兴和旧书业的式微，提出了“书业”即出版业和印刷业。所谓“书业革命”即“出版革命”，并将之与科举的改革和停废联系在一起，在讨论旧书业的式微和更迭时，沈氏也讨论了空间位移的问题，认为晚清时期上海已取代传统印刷重镇福建的四堡、建阳而成为新式出版业中心。 笔者在《上海出版业百年历程》(《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一文中曾讨论了清末民国以来上海何以能够成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原因：一是上海拥有全国技术力量最雄厚、规模最大的出版业和销售渠道通畅的图书市场；二是租界特殊环境是晚清和民国出版业高度集中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上为进步著作的问世提供了避难所；三是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各地人才在上海的积聚使上海渐渐成为汇合名家的盆地，直接推动了出版业的繁荣。同样，正是因为发达的上海出版业，使晚清以来一代又一代靠写作谋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成为可能；四是流派纷争、思潮涌动和学术论争的活跃，是上海出版中心形成的催媒和动力。章宏伟在《上海开埠与中国出版新格局的确立》(《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更是从诸多因素讨论了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所形成的出版新格局。“出版革命”究竟发生在何时何地?笔者拟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出版”与“出版革命” 所谓“出版”，是指通过对文字或视觉物质材料进行选择、加工和发行，以传播文化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出版”是一个日语外来词，据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称：明治五年(1872年)“仿西法设出版条例，著书者给以版权，许之专卖，于是士夫多以著书谋利益者”。似乎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日本官方文件，据日本《出版事典》称是明治二年(1869年)颁布的《出版条例》。最早见之汉文文献可能是1879年黄遵宪与日本学者龟谷省轩的“笔谈”，黄遵宪说：“是大可惜!今日内务省出版之书，层出不穷，无一人为此事，亦一大憾事。”①1884年姚文栋编译的《日本地理兵要》卷二：“今后航此地者，宜与本局出版海岸全图比较，绵密考察其形情为要。”②上述两个例证中的“出版”，显然是publish的对应词，很可能来源于日制汉字。 梁启超是一位非常喜欢自铸新词的思想家，早在1902年他就于《释革》(《新民丛报》1902年2月第22号)一文中对“革命”一词作过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一，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以此与西文Reform和Revolution作比较性的辨识。其二，所谓“革命”有三个层次，一是渐变式的改革；二是“尽变尽革”的整体变革；三是“忍苦痛而拔除之”的激进性变革。革命不限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社会、文化、经济诸多领域，“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因此，有所谓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风俗革命、产业革命，还有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说法。之后，他又将“革命”解释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革命”是指“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者”[3]，可以发生在政界，亦可发生在商界、学界、文坛、报界、剧界、医界等③，政治上的革命或有一夜爆发，但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或文化革命却可能是长时段的。梁氏未说过“出版革命”一词④，但其上述所言的发生在文界的革命，是指一种含有历史性的质变。 本文所谓“出版革命”，是指从传统书业(traditionpublishing，或称“旧书业”)到近代书业(modern publishing，或称“新书业”)天翻地覆的含有根本性的历史质变，从最初的冲击波，到各种历史合力形成的波澜壮阔之高潮到来，直至最后的退潮与终结，或有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演进过程。而这一发生在中国近代出版业的这一根本性变化，至少可以从“新书业”或“新出版”形成的多个方面，如印刷技术、文本内容、载体形式和管理体制等切入。如“出版革命”导致了近代上海“现代出版”重心的形成。这一发生在中国出版界的根本性变革，从时空上看，既非如高彦颐(Dorothy Ko)指出的是发生在17世纪江南地区，也非如沈洁所述在1898年之后的科举制的改革和停废。从空间上考察，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作为“出版革命”的前期阶段“新出版”首先是在上海起步的，在清末作为江南枢纽城市的上海，这一“出版革命”的发动，大致依靠着两个重要资源：一是西方新式出版技术和文本的输入；一是作为上海城市腹地的江南书业资源的空间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