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银两制度是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和中国特色货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以白银为主要货币材质、以两为主要货币单位的货币制度。①两原本为重量单位，被引入货币领域后与白银结合才产生银两的概念。明代之前，虽然有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记载，但政府的货币政策主要集中在铜钱和纸币，白银并未取得完全的货币地位。明代中叶之后，白银货币化进程加快，其货币职能不断扩张，“中国才真正成了一个用银之国，白银才真正货币化”。②清代是银两制度发展和完善的时期，白银的货币地位进一步强化，政府收支与民间大宗交易多用银两，零星交易则用铜钱，逐步形成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格局。③区域经济的割据形态和各地行业商帮的差异造成银两制度鲜明的地域分割性。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沿海和腹地重要商业口岸的陆续开放，贸易和商业推动下的区域经济融合对货币和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银两制度也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区域内银两体系的整合进程加快。19世纪中后期，在中国华南、华北、华中、东北等地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虚银两体制，这些制度以较大规模的商业中心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营口等地为支撑，以九八规元、行化银、洋例银、过炉银等银两货币为主体，由商人团体和行会组织所构建，逐步发展出转账结算、支付借贷、债务冲销、货币汇兑等近代货币市场的主要职能。由于天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政治经济地位，通过对以行化银为代表的天津银两制度的研究，可以一窥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的变迁和特点，对于比较研究各区域代表性银两制度和深入理解近代中国区域货币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中国银两货币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历程，从金属货币向记账货币的演进表明了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去自然化”，从具体的贵重金属逐渐演变为抽象的价值符号。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提出“管理货币”的概念，他认为在商品货币和不兑换纸币之间存在着第三种货币形态，即“通过管理符合于一种客观标准的符号货币”，④虚银两就是在实体银锭基础上演变形成的抽象银两符号货币，在近代商业、贸易和金融领域发挥了重要的货币价值尺度职能。“行化银”是虚银两的典型代表，其形成与发展反映了货币演变的一般规律。 有关天津银两制度的早期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于津海关报告和日本出于殖民侵略需要而对天津经济进行的系统调查。清末，日本学者清水孙秉概括性地描述天津流通的银锭和平砝种类。⑤民国后，有关中国银两制度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并逐渐丰富，银两制度的概念不断清晰，学者们依据不同标准对银两进行划分，张公权将银两划分为计算之银与实用之银，⑥这奠定了虚银两与实银两概念的基础。之后，侯厚培明确地将银两制度划分为实银两制度与虚银两制度。⑦耿爱德将银两划分为四类，即银两币、记账银两、转账银两和宝银，⑧同时，有关天津银两史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内国汇兑计算法》记载了民国后天津的货币行用状况和以行化银为标准的天津埠内埠际银两汇兑体系。⑨吴石城对天津的货币流通状况和洋厘市场进行了探讨，⑩是民国时期系统研究天津金融史的主要学者之一。杨荫溥继承了张公权关于银两是计算标准银与实用银相互综合的观点，认为天津的银两是计算标准银即行化银与实用银即白宝银的综合概念。(11)何廉对1898-1926年以行化银计价的天津外汇市场波动进行系统分析并编制外汇指数，对天津外汇市场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12)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宫下忠雄为代表的学者将银两制度研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对银两制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认为银两制度包括固有的银两制度和派生的银两制度，前者是指中国传统的银锭秤量制度，后者包括银两价值换算制度、以银两计价的银元秤量制度、以银两计价的银元价值换算制度和银两币制度等，(13)并尝试对天津银两制度的发展进行分期。国内有关天津银两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戴建兵通过对中外史料的挖掘，丰富了天津银两史的研究内容。(14)刘燕武描述了行化银两制度向虚银两发展的过程。(15)龚关结合天津对外贸易的发展，分析20世纪初天津的银色风潮及相关制度性建设。(16)同时，一些区域性银两制度研究的文献也为本文提供了参照。(17)然而，相比较上海规元和东北过炉银的研究成果，目前学界对于行化银的研究总体较为滞后和零散，资料支撑较为单薄，缺乏在贸易和金融视角下对行化银产生、发展和消亡全过程的系统性梳理，特别是对其在近代天津货币兑换、内外汇市场和商业清算中所发挥的重要货币功能认识不足。同时，对于行化银的发展历程缺乏明确合理的分期，从而在论证中存在模糊和矛盾的地方。 由于行化银制度受到庚子事变和民国后银元主导政策的较大影响，本文据此将近代天津行化银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探究：第一阶段从1860年至1900年，是天津开埠后在贸易和商业推动下行化银的产生与发展时期；第二阶段从1901年至1911年，是庚子事变后行化银两制度的动荡、变革与调整时期，行化银的实银基础化宝银逐渐退出货币流通领域，其记账货币功能不断强化并在公估局成立之后被确立为标准虚银两；第三阶段从1912年至1933年，是在民国建立后银元被确立为国币并逐渐成为主导货币的背景下，行化银由盛而衰并最终被强力废止的时期。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商会和海关档案、民国报刊资料以及日本在天津的调查资料，系统梳理以行化银为代表的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的发展历程，揭示每个阶段行化银的表现特点和演进逻辑，分析引致制度变化的内外部因素，以期展现近代中国区域性银两制度整合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行化银的产生与发展 行化银是为适应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开展而创设的银两标准，最初主要用于天津租界中的洋行和对外贸易中银两的收付折算，随着中外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天津银两市场的混乱状态被打破，银两在成色和平砝上逐步趋于统一，行化银突破使用地域的限制而逐渐被中国商人所接受，发展成为天津地区通行的标准银两。从行化银的产生与发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外国经济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行化银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化在货币市场中的表现。 (一)银两货币价值的确定 在具体论述行化银的形成之前，有必要厘清中国银两货币价值是如何确定的。银锭是一种以白银为主要货币材质的金属货币，其货币价值的确定首先要考虑成色标准，即银锭的含纯银量，由于古代缺乏科学的检验仪器，银锭成色的确定主要依靠经验和能力，所以出现很多以外形来确定成色的名称，如“纹银、十足银、十足色银、纯银、细丝、粗丝、水丝、铅丝、银气、宝气、真花银、金花银”等。(18)纹银在清朝乾隆年间被确立为全国统一的银锭成色标准，“其用银之处，官司所发，例以纹银。至商民行使，自十成至九成、八成、七成不等。遇有交易，皆按照十成足纹，递相核算”，(19)纹银成为银锭成色确定的基础，炉房一般将纹银成色确定为932‰，(20)据印度造币厂试验后的结果为935.374‰。(21)由于银锭的成色一般要高于纹银，所以公估局在鉴定宝银时要批加申水的数额，这也成为银锭成色的代名词，如一枚50两重的银锭在折算成纹银时需要申水2两6钱，即称之为二六宝，天津近代通行的化宝银就是二六宝银。同时也经常以1000两中含有的纯银量来表示成色，如1000两中含有992两的纯银，就称之为992色银，如天津的化宝银也被称为992化宝。成色在银两的价值决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相比较与银锭的秤量而言，确定银锭的成色更为复杂，对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也更大，天津近代史上的“银色风潮”即是由于成色无法保证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同时，银锭又是一种秤量货币，必须经过秤量之后才能确定价值，所以衡量银锭重量的平砝在银两货币价值确定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平砝主要有官平和市平两种，官平泛指政府使用的各种平砝，主要包括库平、关平、漕平等；市平是官平的对称，是民间各地市场使用的平砝标准，依据地域、行业和帮派等而不同，清代全国各地行用的银两平砝种类繁多，至少有1000种。(22)平砝的复杂状况是中国古代度量衡使用混乱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虽然在清朝康熙、乾隆时期曾颁布过有关度量衡的法令，规定要定期使用正副砝码进行校正检验，但由于没有严格执行而导致混乱，中央库平与各地方库平的差异越来越大，政府对民间使用的平砝又不进行限制与管理而是任其发展，导致了市平的日趋混乱。“国家既失维持之方，商民又竞取巧之利，权衡失其轻重，而平之用乱矣”，(23)“我国向无一定之标准，虽名有官尺、官斗、官称等，而民间各自为政，不特省与省不同，县与县不同，即一县之中甲镇与乙镇亦不同”。(24)“天津一区有所谓钱平、行平、议砝平，其甚者运库、藩库、关道库、粮饷局、支应局、统捐局，各有库平、局平，纷纷藉藉。”(25)五口通商之后，随着沿海口岸和腹地商埠的陆续开放，贸易和商业推动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开始显现，反映到货币市场上便是银两平砝种类的逐步减少，一个地区或行业使用的银两平砝逐步统一，到民国初年减少到170余种，(26)天津银两市场上的平砝就经历了一个相互竞争、不断减少的过程，最终统一为行平一种。成色与平砝确定的是银两的绝对价值，然而中国各地流通的银两种类繁多，相互之间交易时需要进行折算，这就是银两的兑换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银两的相对价值。成色与平砝的不统一是银两兑换关系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也是造成兑换关系复杂混乱的原因。不同银两的成色可以纹银为标准进行折算，但是由于全国缺乏统一的平砝标准，这便造成了平砝在兑换中的复杂关系。五口通商后，随着上海全国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上海的标准银两九八规元成为全国很多重要商埠进行银两平砝折算的标准，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全国性标准银两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