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人移民与南太平洋地区复合生态的形成

作 者:

作者简介:
费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广州 510275; 毕以迪(James Beattie),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环境史学界习惯将近代南太平洋地区生态与文化的变化解释为创造“新欧洲”的结果,其主要叙事线索为西方殖民主义与本土经验的互动。然而,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也建立并维持了紧密联系。在以海上贸易为基础的交通网络建立后,华人移民劳工和其后兴起的华人资本都积极参与并推动了南太平洋地区农牧矿复合生态的形成。近代华人对南太平洋地区生态及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由海及陆、由间接到直接、由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的扩大过程。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因素在近代全球生态重塑中的重要影响,更启示学界应该深入发掘中国在全球化尤其是太平洋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历史能动性。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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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492年哥伦布航海事件为起点,欧洲与美洲大陆之间因新兴的海洋网络产生了密集且不间断的物种交流,即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①哥伦布大交换不仅导致原住民遭受前所未有的传染病侵袭,也促成了欧洲生态空前的扩张:原产于欧亚大陆的许多农作物和牲畜获得了更大的播种或畜殖空间,同时欧洲市场获得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新来源地。随着英国库克船长对太平洋的持续探索,1788年后南太平洋地区也逐渐被殖民主义所裹挟,近代欧洲的生态扩张到距离本土最遥远的海角。“虽然这些两极相逢事例,并没有马铃薯或玉米等级的礼物送给世界(其中最成功的生物出口,大概要数桉树属植物),可是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大溪地等地的居民与生态系统来说,这个或可称之为‘库克大交换’的事件,绝对震撼冲击到了极点。”②

       从克罗斯比至今,学者们很少摆脱对西方经验的偏好。比如大部分受到关注的故事都发生在欧洲与所谓“新大陆”之间,最常见的叙事总是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冲突互动。不仅在大西洋世界,近代太平洋地区的生态变化也普遍被视为西方殖民扩张的产物,域内其他力量的历史能动性鲜有人问津。典型者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国的环境史研究,无一例外都把欧洲经验的传播及本土经验的调适作为描述当地近现代生态变化的线索。③不过,近年来这种叙事框架开始受到挑战,因为所谓的新欧洲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是多元文化移民共建的产物,资源开发与生态变化绝不只是欧洲市场需求及其海外扩张的结果。④尤其在最近的英帝国环境史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关注“各种贸易通道、征服以及治理活动如何促进意识形态、生物以及商品在英帝国领地内外的迁移”。⑤学者们突破常用的“核心—边缘”框架,不再强调以欧洲为主导,而是追踪具体的自然和文化要素的流动轨迹,从而摆脱地理界限的束缚。这也承继了麦克尼尔父子对全球史进程中网络交汇的重视,突出了人群间交流特别是商品流通中自然因素的角色。⑥

       从18世纪末开始,伴随着自然资源开发,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化日益加速,各种生产要素持续交流并重组,来自中国的市场需求也开始发挥作用。至19世纪,以华南居民为主体的数百万中国移民亦卷入这一进程,创造了所谓19世纪“中国的太平洋”甚至是“广东人的太平洋”。⑦华人移民以各种劳工及商贩的职业身份流散到太平洋世界各个角落,包括相对隔绝的南太平洋地区。⑧毫无疑问,他们不仅见证和参与了近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配置全球资源的历史,更传导和扩大了中国市场对各种原料的需求,这都大大加快了19世纪太平洋海域及沿岸地区环境和社会变化的进程,尤其是把中国的环境知识和文化传播到全新的地域。⑨因此,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扩张之外,中国与南太地区的生物交流以及华人移民开发当地资源、影响生态变化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它不仅彰显着中国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能动性,也有助于学界更全面地理解近代世界生物交流的多样性。

       本文试图整合中国与南太地区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海外移民环境史的新史料,说明中国独特的市场需求、国际移民及产业投资如何合力重塑近代南太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并促成农牧矿复合生态的形成。

       一、“中国的南太平洋”:从海产开发到华人移民

       南太地区尽管广泛分布着人类聚落,但在全世界的地理认知中都属于边缘。以最具彰显度的澳大利亚为例,它在欧洲知识体系中长期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事物,15世纪后才以象征性的轮廓出现在世界地图上。⑩直到18世纪中期库克船长的三次太平洋探险航行及1788年英国第一舰队建立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后,澳大利亚才打破对外隔绝状态。中国是太平洋沿岸的文明古国,但对南太地区的认知亦晦暗不明。就文献记录看,比较翔实的记述可追溯到1865年王韬对澳大利亚返乡淘金华工的采访:

       (澳大利亚)谓之为天下第五大洲。土地广大,为东南洋诸岛之冠。数百年前,为人迹所不到,野番兽处,亘古昏蒙。明时,西班牙王遣使臣墨瓦兰环海探地……其地荒秽无人迹,入夜,磷火乱飞,以是西班牙人虽得之,未尝经营之也。后荷兰人东来,即于海滨建设埔头,名之曰澳大利亚,又称新荷兰。旋为法兰西所夺,寻以穹荒弃之。于是始为英人属土,因其土地之广,坚意垦辟,流徒罪人于此,为屯田计。……其地在亚西亚洲东南纬线自赤道南十度起至三十九度止。经线自:京师偏西三度起至三十八度止。长五千七百里,广八千里,四周二万六千里,其幅员之广大可知。(11)

       从这段材料中可见,华人移民对于澳大利亚的整体地理特征已有比较准确的了解,但以密集化农耕社会的生产标准看,这里的自然禀赋欠佳。

       至晚在18世纪后期,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已经通过海洋贸易确立了联系,中国特有的海产消费市场开始影响后者的生态。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太平洋”维系于一个以广州口岸为中心的国际海洋贸易网络。广州汇聚着美洲的白银、英国和印度的纺织品以及太平洋的毛皮、檀香木和其他五花八门的商品。(12)“从18世纪到1910年代,中国市场的需求以及欧洲人满足这种需求的欲望,已经将整个太平洋变成了世界的餐柜。中国的生态足迹不断从东南亚向更广阔的太平洋地区延伸。”(13)中国内地的各种需求通过华南口岸的海洋贸易不断向远洋深处传导,推动自然资源开发,进而促成一种包含南太地区的生态圈。1790年后,初生的澳大利亚殖民地与中国确立直航,由中国市场驱动的捕捞海参、砍伐檀香木及猎取海豹皮等活动在南太地区迅速蔓延。(14)这里由此成为中国新的资源供给地。19世纪前半叶,澳大利亚北部海岸海参年产量或超过5000担,经望加锡转运后至少满足了中国约四分之一的市场需求。在澳捕捞的海参涉及30多个品种,先后面临商业灭绝,这促使1907年澳大利亚全境禁止捕捞海参。(15)稍晚于海参产业,南太地区檀香木出口也逐渐活跃,最终树木面临灭绝,其范围先是从斐济(1804—1816)到马克萨斯群岛(1814—1820),再至夏威夷(1811—1831),最后蔓延到美拉尼西亚的各个小型群岛,尤其是瓦努阿图(1841—1865)。(16)至于海豹皮贸易,1788年到1833年出售到伦敦和广州的南半球海豹皮总计623.5万张,最终流入广州的达到近403.9万张,其中来自南太地区的至少有140万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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