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僧何不成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小荣,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敦煌学,宗教文学。福建 福州 350007

原文出处: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两宋诗歌描绘了诗、画、书、棋、医、风水等多种僧人形象,而最具特殊文化史意义的是醉僧。一方面,僧人饮酒是犯戒破戒,另一方面,在宋代诗画创作中醉僧题材较为常见。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多重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首先,它是宋代佛教世俗化、平民化的结果;其次,它是士僧互动中士人诗酒风流的影响所致;再次,它展示了禅者宗、说俱通的审美境界。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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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22:J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20)01-0061-10

      在两宋佛教文学的研究中,向来最热闹的领域是诗歌,其创作主体涵盖僧俗二界,学人往往聚焦于禅诗、僧诗、诗禅关系以及相关的理论批评问题,而对诗歌中的僧人形象缺少关注。比如,两宋诗僧数量庞大,远超此前历代之总和,但是,对此际诗歌之诗僧文学形象的分析,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①。其实,两宋佛教诗歌描绘了多种僧人形象,除广为人知的诗僧以外,还有画僧、书僧、棋僧、医僧、风水僧,等等。本文以最为特殊的醉僧形象为例,在时贤已有成果的基础上②,试揭示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而探讨其成因。

      一、怀素:唐诗醉僧形象的典型

      众所周知,“不饮酒戒”是佛教传入中土就有的戒律,无论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一般都必须严格遵守③。但自梁武帝颁布《断酒肉文》后,连原先的净肉也在被禁之列,而佛教戒律的中国化,催生了中国佛教文学中的新僧人形象——“酒肉和尚”④,既然饮酒,他们自然也可归入醉僧的行列。

      中古隋唐时期的醉僧(或酒肉和尚),从佛教戒律的角度看,大多为负面形象。如东晋释法遇驻锡江陵长沙寺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⑤《感通记》说初唐释法琳:“饮酒食肉,不择交游,至有妻子。”⑥当然,这两位饮酒僧,都是作为持律甚严者(一为释道安,一为释道宣)的反面形象而被记载。

      对中古隋唐之醉僧,也有予以正面评价者。如刘宋之杯度“不甚持斋,饮酒啖肉,至于辛鲙,与俗不殊”⑦;后魏西凉府的檀特师“身虽剃染,率略无检制,饮酒啖肉,语默无常,逆论来事,后必如言”⑧;隋泸州等行寺释童进“不拘礼度,唯乐饮酒,谓人曰:‘此可以灌等身也。’来去酣醉,遗尿臭秽……隋初得度,配等行寺,抱疾月余而终,年九十余。弟子、檀越等终后检校衣服、床褥皆香,绝无酒气”⑨;唐洛阳广爱寺律师释亡名,因遇酒肉僧而开悟,后者饮酒啖肉之后“端身趺坐,缓发梵音,诵《华严经》……声声不绝,四帙欲满,口中光明,转更增炽……诵至五帙已上,其光渐收,却入僧口”,“喜遇异人,后加勤苦,卒成高名”⑩。凡此醉僧,其事迹大多归入僧传“神异”和“感通”门。不过,宋前诗歌没有再现他们的饮酒形象。

      宋前诗作中的醉僧形象,影响最大(含当世和后世)的是中唐书僧释怀素(737-?)。单当朝为他写诗的就有李白、王邕、朱逵、窦冀、鲁收、苏涣、任华、戴叔伦、马云奇、贯休等30余人,诗歌内容大同小异,大多是描摹其醉态下的狂草创作(11)。李白《草书歌行》云“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12)、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谓“狂僧挥翰狂且逸,独任天机摧格律。龙虎惭因点画生,雷霆却避锋芒疾。鱼笺绢素岂不贵,只嫌局促儿童戏。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长幼集,贤豪至,枕糟藉麴犹半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13)、苏涣《赠零陵僧》(一作《怀素上人草书歌》)曰“张颠没在二十年,谓言草圣无人传。零陵沙门继其后,新书大字大如斗。兴来走笔如旋风,醉后耳热心更凶……琅诵□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颠复狂”(14),尤其是苏涣之诗,直接把怀素称为醉僧;而怀素也以醉僧自居,其《题张僧繇〈醉僧图〉》即说:“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系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入《醉僧图》。”(15)所谓“草圣”,是指“狂草作品”(16),换句话说,怀素认为自己创作狂草之作的情状与《醉僧图》中的醉僧是没有任何分别的,他也只有在狂醉的状态下才能写出好的草书作品。有趣的是,“醉僧”还成了当朝典故,如李洞《送卢少府之任巩洛》“印床寒鹭宿,壁记醉僧书”之“醉僧”(17),便指怀素。

      唐诗所见怀素的醉僧形象,主要有两种书写方式:一是怀素的自我书写,它是个人的自我评判;二是李白、任华、贯休等人所用的他者眼光,代表的是知识精英的社会评判。而且,两种评判有惊人的一致性,如着眼点都在醉酒下的草书创作,都把其狂草成就归功于醉态思维(18),对其饮酒犯戒并未有任何的指责。换言之,怀素饮酒也如祗陀一样,从未有过恶行;陆羽《唐僧怀素传》甚至给予高度评价,说他“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19)

      怀素除饮酒外,也好啖肉,其《食鱼帖》即谓:“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故久病。”(20)因此,他也是“酒肉僧”之一,所以,有人结合其生平经历和禅学传承,考定他是南宗僧人(21)。

      此外,从中晚唐诗歌作品看,诗僧与世俗文人交往时,酒是很有趣的特殊媒介之一。皎然《招韩武康章》即说“山僧虽不饮,酤酒引陶潜。此意无人别,多为俗士嫌”(22),来鹏《病起》又说“在舍浑如远乡客,诗僧酒伴镇相寻”(23)。诗人劝僧饮酒的场景也时有所见,如姚合《题李频新居》“劝僧尝药酒”(24)、许浑《赠高处士》“春酒劝僧倾”(25),尤其是皇甫松《劝僧酒》说“劝僧一杯酒,共看青青山。酣然万象灭,不动心印闲”(26),则把(酒)醉、(禅)定境界相提并论(27)。而骚客携酒访僧寻山水胜景,更是常事,如羊士谔《游西山兰若》“借问山僧好风景,看花携酒几人行”(28)、韦庄《题姑苏凌处士庄》“载酒客寻吴苑寺,倚楼僧看洞庭山”(29)等。

      二、宋诗的醉僧形象书写

      约略从中唐开始,诗歌中的僧人形象如山僧、老僧、野僧等突然多了起来,晚唐著名诗人郑谷《自贻》甚至说“诗无僧字格还卑”(30),其意在于把“僧人”意象的有无和诗歌格调的高雅与否相联系。更可注意的是,中晚唐诗人还以前世是僧自喻,如白居易《爱咏诗》说“前生应是一诗僧”(31),韩偓《腾腾》则云“前生多恐是医僧”。(32)与宋前相比,两宋诗歌中的醉僧形象,其类型更加丰富多样。简言之,综合性的程度更高,即醉僧的文化素养更高,往往是兼诗、书、画、棋等多种技艺为一身。

      (一)宋诗醉僧形象的书写主体仍然在草书僧

      这点是对唐人的继承。教外如梅尧臣《答冲雅上人遗草书并诗》“智永与怀素,其名久内含崔嵬。师今继此学,入神在徘徊”(33),是把雅上人的草书溯源至智永和怀素,郭祥正《谢冲雅上人惠草书》“张颠怀素嗟已矣,上人之书无与比”(34),又把雅上人的草书成就和张旭、怀素相提并论;李觏《答缘概师见示草书千字文并名公所赠诗序》“或攻文苑掠芬香,辞则贯休笔怀素”(35),则把缘概法师比作怀素;艾性夫《谢了心聪上人以恶诗入逡巡碑》“怀素草书争媚妩,韩湘奇术斗逡巡”(36),又把聪上人比作怀素。教内如释道潜《用法颖韵寄信上人》“怀素高闲世罕追,君今端与若人期”(37)、释元肇《题草书〈洗兵马〉》“妙须怀素笔,草出少陵诗”(38)等,同样是把怀素草书奉为典范与正宗。特别是黄庭坚的《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自叙其“学草书三十余年”的历程中,最后是从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中“乃窥笔法之妙”(39),其《墨蛇颂》说“自疑怀素前身,今生笔法更老”(40),对怀素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以上诗文的“怀素”语典,表面上都没有涉及其“醉僧”内涵。但是,自苏轼《题王逸少帖》“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41)提出“醉素”说后,作为文化意象的“怀素”,其“草书僧”“醉僧”的内涵便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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