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研究要深入，就必须从认识论的内在逻辑出发，倾听社会实践的呼唤，去挖掘新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使认识论体系更趋完善、更趋于科学。笔者认为，认识效率正是认识论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认识效率的涵义 所谓认识效率，就是认识活动产出（结果）与认识活动投入之间的比率。显然这是从机械功能效率关系中引伸而来的。它仅仅是这一范畴所要揭示问题的表象，而非其内涵规定。认识效率的内涵是要通过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关系去揭示思维与存在同一的程度，反映认识主体所达到自由的程度。认识效率是一关系范畴，反映许多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可以反映认识活动产出与认识活动投入之间的比率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反映认识主体作用于客体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与认识对象之间的比率关系。它包括：当主体与客体发生相互作用时，在多少时间内主体认识了客体，主体与客体能否趋于同步运行；主体在多大程度上与客体同步运行；主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潜在客体转变为现实客体。这些内容恰恰反映着主体与客体统一、思维与存在同一的程度，同时也反映着主体确立的程度。 二、认识效率提出的逻辑根据 认识效率范畴的提出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有其存在的逻辑根据的。 人类的认识活动是由自在到自为的逻辑发展过程。（在这里，自在与自为具有程度差别的相对性，而不是绝对的。）人类的认识活动首先是自在的活动。自在的认识活动是以各种具体的客观事物为其认识对象。当自在的认识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成为自为的认识活动。自为的认识活动的显著标志就是反求诸己，把认识活动本身作为认识对象来加以反思。自在认识活动是自为认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自为认识活动是自在认识活动发展的逻辑必然。尽管如此，但自为认识活动仍离不开自在认识活动。一方面它要以人的认识活动为对象，撇开其反映对象的特殊性，以高度的理论概括去把握认识活动的共性，形成关于认识的理论。另一方面它又以得出的认识理论去指导人的具体的认识活动，使人的认识活动趋于自觉、科学。 尽管认识论研究是人类认识活动发展的逻辑必然，是认识活动发展的高级阶段，但它本身的发展同样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认识效率恰恰就是认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逻辑环节。对认识活动的认识既不是某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某代人的事情，而是经历了一代又一代哲人的艰辛探索。这些探索以抽象的知识形态奉献在世人面前，但它却不是知识的简单聚集。一堆知识的聚集，并不能构成科学。“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35页。）这就是说，当人们把认识活动作为认识对象加以认识时，其间必然经历一个逻辑发展过程。其过程恰恰正是反思性认识活动所具有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反映。当然这种逻辑发展过程，未必是时间上的先后过程。但这并不等于说，时间上的先后过程与逻辑发展过程没有丝毫的关系。一般说，二者应该具有一致的趋向，而二者在实际认识过程中的不一致恰恰就会暴露出缺乏逻辑联系的矛盾。逻辑联系过程总要或迟或早地制约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认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序列是这样的：首先要回答什么是认识，这是对认识本质的把握，也是对认识根源的回答，同时也就确定了认识的主客体。这是认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其次要回答主体有无认识世界的能力，就是世界可知与否的问题，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再次就是要回答认识过程如何，认识要经历哪些阶段。接着就要探讨人们怎样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怎样才能防止错误的认识。这实质上是对认识方法、途径和手段的探讨。当然还得研究认识结果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检验标准问题。最后还有一个逻辑环节就是认识效率问题。认识效率是对世界本质认识程度量化的逻辑延伸。只有符合认识规律的认识过程，才可能是高效率的认识过程。没有实现真理性的认识目的，当然就不能保证认识的有效性，也就无所谓认识效率。而要获得真理性认识，就必须解决认识的方法、手段和途径。这不仅是为了保证获得真理性认识，而且要寻求以迅捷的方式实现高效率的认识。尽管认识效率内涵于其它逻辑环节之中，但它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逻辑环节。认识效率作为独立的逻辑环节，就在于它反映着认识论研究走向定量研究的阶段。认识效率不仅揭示主观如何反映客观，思维如何反映存在，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其反映的程度，同时又确证了主体认识能力的高低。它不仅反映认识过程是否合理，认识方法* 手段是否协调，同时也从量的层面揭示了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也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没有认识效率逻辑环节的相对独立性，认识论还停留在定性研究阶段。当然定量研究并不标志着认识论研究的终结。哲学层次也难以直接运用量化公式进行研究，但它却反映认识论研究的趋向。正因为认识效率作为独立的逻辑环节与其它逻辑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从而使认识论研究不断趋于完善。 既然认识效率是认识论研究重要的逻辑环节，那么它就必然要在认识论研究的历程中反映出来。早在14世纪，威廉·奥卡姆就主张要把那些多余的赘物统统剃掉，象快刀剃头那样。这就是有名的“奥卡姆剃刀”。到17、18世纪，追求认识效率的意识就越来越明显。霍布斯企图找到人类求知的最“便捷”的道路。斯宾诺莎也致力于尽快地寻求“最足以指导人达到对事物真知识的途径”，（《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232页。）以免枉费精力于无用的东西。一直到1872年，奥地利科学哲学家马赫则明确提出了“思维经济原则”。他认为“思维经济”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基尔霍夫就有“全面而最简单的描述”的思想，阿芬那留斯也提出了“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思维”的思想。他认为这一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牛顿。（参见马赫：《感觉的分析》，40页。）这些思想观点尽管简单、粗糙，甚至有错误，但这些思想屡屡出现并非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思想火花的随意闪现，而是从本质上反映了认识论的重要课题。“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9页。）当然，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是不完全自觉的，但当他们以这样众多的不完全自觉的面貌出现时，我们则不能完全视他们为不自觉，至少我们再不能采取不自觉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了，应该在批判分析这些思想的同时，给认识效率概念以应有的哲学地位。 三、认识效率问题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呼唤哲学，时代需要哲学；哲学必须反映时代精神，必须到现实生活中去挖掘时代精神。提高认识效率就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 自有人类活动以来，效率问题就一直客观存在着，人们对它也有所察觉。我国战国时期的孟子就讲过：“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后来人们就将此概括为事半功倍与事倍功半两个成语。显然这反映的是效率问题。尽管如此，人的活动效率问题仍然没有进入哲学的殿堂。只是随着近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效率问题才成为突出的时代课题，需要哲学来概括、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