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我想先区分一下现代性的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哲学范畴的现代性，它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只指当下生成性的揭示；二是现代学，包括形而上的、社会学的、心理动机的等等层面的现代结构的形态与特质。我今天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主题是：问题意识如何具有现代性？具体讲三点：一是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二是价值与理想；三是表达。 先谈第一个问题：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最近有三个人热了起来，一个是辜鸿铭，一个是陈寅恪，还有一个是吴宓。有人在解读辜鸿铭的时候，对他有这样一个评价，说“辜鸿铭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什么叫精通西学？是不是你外语非常好，读的书非常多，这就叫精通西学？我读的书不多，按照我的理解，要看一个学者对西学的精通程度，例如哲学，可以有这么两种取向：一种是黑格尔式的。西学到黑格尔这儿形成一个黑格尔哲学大全，就是把他以前的西学用后叙事理论变成一个完整的黑格尔哲学体系。这是包括辜鸿铭在内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做不到的。还有一种精通，就是尼采式的。尼采认为从柏拉图开始到他那里的整个西方哲学都有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倾向。其实这还可以往后推，包括尼采自己，包括海德格尔，都有柏拉图主义的倾向。柏拉图主义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如果我现在来讲西方哲学，就会用尼采这个判断来清理西方哲学史。从前苏格拉底到苏格拉底，属于“拯救现象”，到了柏拉图那里，建立了“本体论”。本体论认为宇宙有一个本原，不论这个本原是实体性的，还是流动性的。这个本原就构成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可是这个本原究竟是什么呢？西方哲学家在不停地寻找，这个本原可以是“存在”，可以是“上帝”，可以是“理念”，可以是“意识”等等，结果黑格尔说西方的形而上学史就是一个堆满了头盖骨的战场，各种本体论不断地被推翻，重新建立，然后又被打掉。每打掉一个产生的后果就是虚无。所以尼采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造成的结果就是虚无主义。尼采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这也是精通。我们可以把黑格尔式的精通叫做古典式的精通，把尼采式的精通叫做现代式的精通。这里的区分就在于对形而上学取什么态度。而这两种精通，辜鸿铭一点都谈不上。 西学研究可以分三种类型：1.对象性研究。比如说我是研究黑格尔的，你是研究康德的等等，其特点是把研究者的主词隐藏起来。比如将“我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表述为“太阳从东方升起”。这种表达式在某种情况下有时可以变成将“我看见筷子在水中是弯的”说成是“筷子在水中是弯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筷子在水中是弯的”，这种陈述是非常客观的，可以用真假值来加以判断。这种研究专注于对象，对这个对象它的文本、这个文本自身之间的关系、文本的范畴演绎、这个文本、这个人与这个时代的关系加以清理……这种研究在国内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如海学研究，目前已经有八九本专著超越了前人。再如倪梁康对胡塞尔本位现象学的线索清理得相当清楚，对象性研究是最基本的，如果没有对胡塞尔的对象性研究，研究胡塞尔就无从谈起。每一种对象性研究都要有回到对象那里去的能力和眼光，而这条路走进去是不容易的。你怎样把你这个研究者的主词隐藏起来，而尽可能回到对象本身，这是不容易的事。当然，对于对象的研究，各人也有各人的办法，对象的内涵在各个研究者的阐发中变得更加丰富，这是另一回事。 2.比较性研究，就是在对象中拓展，如在西方哲学中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或舍勒进行比较，把德国的海德格尔跟法国的德里达、福柯进行比较，甚至可以把胡塞尔跟中国的熊十力进行比较，这种研究还是在对象的范围以内，只是把对象扩大到对象周围的环境，或是两种差异很大的文化之间。如北大的张祥龙研究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天道，这种比较性研究就有点逐渐把西方哲学引回到我们自身的意味。当然，这还在对象的范围里边，还是倚重于对象，还是在对象与对象之间进行比较。 3.转型性研究。比如说从前苏格拉底一直到笛卡儿、康德、黑格尔到胡塞尔到海德格尔，一路走下来，你发现西方哲学经历过了若干转型，粗略地说，从本体论就是存在论到笛卡儿的自我也就是主体，再从主体到存在，从存在到语言，经过了若干转型。这种转型性研究不拘泥于某个对象，而是注意对象与对象之间转型的内在关系。这里铺的面就比较广，就要关注人类的思想史、精神史。对西方哲学这样研究之后，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推动西方哲学不断地转型？从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到现在这种非本体论的转型，这种根本性的转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个转型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因为中国文化也面临着转型。中国传统哲学经过五四到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落到现在，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现代哲学？你说它是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理论，至少我不愿这么回答，中国现代哲学是个空缺，还没有成型，还没有到时，还没有崭露它的头角，我们还没有看见。那为什么中国现代哲学还是这种状况呢？西方经过了那么多转型后，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从传统的形而上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换。那么我们中国呢？可以从西方哲学的转型性研究反省我们自身，我们的转型在哪里？ 对象性研究、比较性研究和转型性研究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三种类型，它们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之分。所谓价值中立，我的理解是把价值和事实剥离。我们不要动不动对一个事物作价值判断。对象性研究是基础性的，但它不是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的最终目的。在对象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再进行比较性研究和转型性研究，通过研究回到我们自身。这三者之间是一个完全不可分割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是否落实到一个人身上，那就很难说了。学术界要形成一个“界”，这三种研究一定要互相尊重，互相补充，互相启迪。 而这三种研究的每一种里都有两种不同的取向：1.知识性倾向。2.问题性倾向。比如倪梁康的那本书（《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可以说是把胡塞尔的现象学梳理得非常清楚，完全能看到胡塞尔的思路，不管是成型的还是未成型的，都给清理了出来——甚至包括每个词是怎么翻译的，每个范畴是怎样演变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知识性倾向的研究。而问题性倾向的研究，则可能更加关注胡塞尔从逻辑研究到观念的演变，从观念到生活世界的演变，这个演变中是什么东西使他感到困难？胡塞尔哲学的结局是否表明了20世纪一个大全哲学的流产？像19世纪黑格尔哲学的流产那样？它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的“意向性”和“还原性”，意向性和反思性。意向性是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之间构成的一种关系，我思维，我意识，我意识到我意识，这两个我是否是同一个我？我像笛卡儿的命题一样，我怀疑，可是我知道我怀疑，我怀疑的我本身是怀疑的载体，我知道我怀疑，这是把前一个怀疑的我当作认识的对象，这两个我是不是同一个我？这个问题在胡塞尔这里也同样没有解决，从而导致他的思想发生变化，最后走入困境。知识性研究的目的是要把对象弄清楚，把它完善化，直到达到它的界限，而问题性研究则是要把界限把握住，以寻找它的转换。有了这样的眼光，对象性研究才不至拘泥于对象，对象也不至于成为判断所有哲学的唯一尺度。这三类六项都不可偏废。还有一个现代性。不管是知识性的构架，还是问题性的引导，这两者都可以不具有现代性，就像我们以前研究黑格尔，把黑格尔体系研究得头头是道，然后又把黑格尔怎样向马克思转换研究得头头是道，到了马克思以后，就成了几乎是绝对真理。对知识性研究和问题性研究结合起来，达成了这样一种转换，达成了对现代性，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一种悖论性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