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向深层掘进的未来“显学”——方兴未艾的人学理论，被认为是一门有可能引起当代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获取突破性进展与变革的极富生命力的新的综合性学科。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特质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以其对有关人的存在与本质、必然与自由、生存与发展、现实与理想等一系列问题所做的深邃、精致的思辨及科学、合理的阐释与解决，实现了对近代以来的各种人学理论（有代表性的如自然主义人学理论、理性主义人学理论和实证主义的社会人学理论）的辩证扬弃和超越，奠立起了人学理论艰难演进历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正如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实践性、革命性与超越性等多重特征一样，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亦不惟秉赋着鲜明的科学性，同时更集中地凸现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视界。 一 马克思人学理论中的价值视界，首先表现在其人学理论形成的早期阶段（即唯物史观诞生之前），渗透于这一理论中并被马克思所运用的价值批判方法，即一种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以某一抽象设定的概念为理论出发点，从而对现实（包括其他理论）进行审察、批判的方法。这种方法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特点： 1.抽象的思辨性：“应当”与“现实”的对立思维。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在解释、说明人的问题时总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以某种虚构的理性尺度、理想的“应当”去衡量现实，考察现实，批判现实。在马克思从事理论活动的一开始，他就致力于对人类进步的思考。在人学思想形成的早期，马克思就分别在“自我意识”、“理性”、“自由”、“人的（抽象）本质”上驻足停留过，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而筑起理论的战斗堡垒。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年曾深受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熏陶，启蒙运动的传统使马克思一开始就能够从现实性、理性、革命性三个角度去思考人及其进步问题，但这时候，马克思人学思想中的这三种逻辑是相互脱节，并且内容也是极其稀薄的。早在1837年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多次表达了对人的自由的理想的向往，对人的现状的不满和对变革现状、同现实作斗争的强烈愿望，但他这时还不能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也只能够把他对人类进步的愿望诉诸于理想主义的情结。这是他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接受了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会致力于法的研究的原因。但是，康德、费杀特的理想主义却把他带到了对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的研究上去。康德和费希特之所以会迷恋法的形而上学，是与他们整个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调相一致的。从本质上讲，在康德、费希特的理论中，法的学说最后都走向了道德学说。他们的理论是以人的理想性为中心的，人的现实性只是一个陪衬物。他们也注意到了必须把人从现实中拯救出来，但他们认为，这不是他们理论所要完成的事。由此也决定了康德、费希特人学理论中的革命性一面必然是含糊不清的。受此种理论的影响，马克思在这一阶段作为理论出发点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这在其此后人学思想的发展中也得到了印证。 在1841年3月写就的《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以“自我意识”为中心概念，阐述了哲学与现实、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强调体现“自我意识”的哲学必须去“征服世界”，“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在《莱茵报》时期，围绕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及有关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从“理性决定世界”的观点出发，把国家归结为哲学和理性，进而谴责普鲁士国家专制制度的不合乎理性，试图在哲学理性中寻找说明和改造现实国家的根据。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虽然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思想，但他又认为，私有财产由人的公民特质所决定，相信有理性自由的国家存在；认为民主制是真正的国家制，它是从人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理念”出发的国家，是人的自由的产物。在《德法年鉴》时期，提出了现代国家政治异化的思想。所谓政治异化就是指人的现存与本质彼此相分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认识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同上，第42卷，第131页）但是，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又是抽象的，即视劳动为一种人的“真正的劳动”（即完全自由、自觉的劳动）。以这种“真正的劳动”去衡量现实社会的劳动，马克思就认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因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就是消除异化劳动而恢复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历史过程。即使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在开始用人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人的本质、历史的同时，又仍然从假定人有超历史的本质的观点出发，认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在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时，主要还着重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人类本性”的矛盾。 总之，早期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出发点，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理性”、“自由”等概念的基础上的，把它们设定为人的应有的、理想的本质，从而与现实社会中人的现状相对立，作为批判改造现实社会的理论根据。但是，由此产生的人的“应有”本质与人的现实存在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客观的、现实的矛盾，它不过是人本主义思维逻辑的产物。 2.激情的批判性。马克思早期的人学思想充满着一种激情式的批判。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同上，第40卷，第136页）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宣告：“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同上，第1卷，第416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则发出了斗士般的宣言：“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同上，第1卷，第455页）这些洋溢着“火药味”的文字，就足以把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中那种激情的批判性显示得淋漓尽致。
